大躍進的時候，出現了浮夸風，到處放衛星，這股風也影響到了詩歌，叫什么詩歌“衛星”，寫得沒邊沒譜。
毛主席是個詩人，他對詩有著獨到的見解，也有著深入的研究，他對于詩歌放衛星現象，就像他對于經濟浮夸風一樣，顯然是不贊成的，持有的是批評的態度。1958年11月10日，他在主持鄭州會議的時候，對詩歌的吹?，F象就提出了批評，他說：
“大躍進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盡是寫詩，報紙上都是詩。詩也是一個嚴肅的東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說‘詩無達沽’，這是不對的。詩有達沽，是可以解釋的，達即是通達，沽即是確鑿。”
毛主席對詩是嚴肅以待的，這可以追溯到他的年輕時代。
毛主席在長沙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求學期間所記的課堂筆記《講堂錄》中，對“詩”有許多記錄，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詩”的推崇和敬畏。他怎么認識“詩”的呢？看看他的筆記可知一二：
“詩者，有美感的性質。”
“性情識見俱到，可與言詩矣。”
“絕詩者，律詩之半也?；蚪厥锥粑?，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聯，或截中聯而留首尾，故絕本于律也。惟是識見必高，氣脈必貫，乃能無縫焉。”
“文以理勝，詩以情勝。”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詩，始美且雅。”
他在寫給朋友湘生的信中，從梁啟超的治學經歷，認識到詞章文學的重要，認為文學為百學之原，他說：
“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后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
從字里行間，可見湘生是一個堅持寫詩的人，而且寫的挺好，令毛主席深深的嘆服，“讀君詩，調高意厚，非我所能。”當時毛主席有個很要好的朋友易昌陶因病去世，他很悲傷，寫了一首挽詩，讓湘生看一看，“吾挽以詩，乞為斧正。”可見毛主席對詩的自我要求也是很高的，以求字斟句酌。
1938年4月28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邀請毛主席去講一講藝術方面的看法，對藝術觀點，他以新月派著名詩人徐志摩的一句詩為例講道：
“徐志摩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詩要如銀針之響于幽谷’，銀針在幽谷中怎樣響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那時像他這樣主張的人很多，他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另一方面是魯迅先生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他們在藝術論上的爭論，有長期的歷史，現在不能去細說它。藝術至上主義是一種藝術上的唯心論，這種主張是不對的。”
毛主席所主張的是魯迅那樣的現實主義，不贊成藝術至上主義，他用大師傅做菜來比喻二者的區別，他說藝術作品要“注重營養，也就是要有好的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而藝術至上主義者呢？“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沒有營養，他們的藝術作品內容常常是空虛的或者有害的。” 但他同時也強調，藝術上的現實主義，“并不是那種一味模仿自然的記流水賬式的‘寫實’主義者，因為藝術不能只是自然的簡單再現。”
在這次關于藝術的講話中，毛主席對藝術主張總結了三條：“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他認為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個便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文藝工作者要做到這三點，毛主席指出的最好的辦法是到群眾中去，他說：
“夏天的晚上，農夫們乘涼，坐在長凳子上，手執大芭蕉扇，講起故事來，他們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他們不用任何典故，講的故事內容卻是那么豐富，言辭又很美麗。這些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我們過去在學校工作的時候，曾讓同學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謠，其中有許多很好的東西。”
毛主席提到的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是另一個新月派胡適的文學主張，共有八條，分別為：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語濫調；不 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話俗字。毛主席對胡適的這些文學主張，也是有不少認同的。
1950年3月14日，毛主席復信早年好友蔣竹如，對蔣竹如寄送自己的詩作感到很高興，在信中還談起了對律詩的看法，他說：
“律詩是一種少數人吟賞的藝術，難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間言語七字成句有韻而非律的詩，即兄所指民間歌謠體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詩不會作而好讀，前復東園兄信請他抄其舊作寄我，未見寄來，卻似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來的許多大作，使我非常高興。”
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準備籌辦一份詩人自己的刊物，取名《詩刊》，主編是著名詩人臧克家，編委會希望在創刊號上發表毛主席的八首詩，于是他們以編委會名義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附上擬發表的八首詩的抄稿，請毛主席訂正。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給臧克家及編委回信，信中說：
“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1957年1月14日，毛主席與詩人臧克家、袁水拍談詩歌創作問題，他說：
“我已經看了關于新詩舊詩爭論的文章。關于詩，有三條:(一)精練，(二)有韻，(三)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要從民間歌謠發展。過去每一時代的詩歌形式，都是從民間吸收來的。要調查研究，造成一種形式。過去北京大學搜集過民謠，現在有沒有人做?要編一本現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詩必須有詩意，要含蓄。我寫詞，因為詞比較自由，句子民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舊詩?，F在看到的有些舊體詩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詩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詩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魯迅寫了新體詩《野草»，不流行。他的舊體詩卻流行很廣。因為舊體詩的形式容易背誦記憶。我過去以為明朝的詩沒有好的?！睹髟娋C》沒有看頭，但《明詩別裁》有些好詩。明朝的詩里面，李攀龍、高啟等人有些好詩。全集是沒有看頭的，有許多詩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義山的全集，沒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詩非常好。對作家要安排，要管與不管相結合，要寫重大題材。”
1957年3月7日，毛主席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談到教材的內容以及課程的安排等問題，談到語文課，他說：
“‘關關雎鳩’這幾句詩一點詩味也沒有，《楚辭》、《離騷》沒有人懂。”
1957年3月8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同文藝界代表進行了談話，對于文藝批評，指出要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鑒別力，他說：
“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樣驚慌？你說《詩經》、 《楚辭》 是不是也有草木篇？ 《詩經》第一篇是不是《吻》這類的作品？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詩經》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么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會議期間，選出了唐宋及明朝人寫的若干有關四川的詩詞印發參會人員，期望形成一種敢說的氣氛，“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要在地委副書記以上約一萬人的范圍內，把沉悶的空氣沖破一下。”他還說：
“我們這次印了一些詩凈是古董，我想搞一點新的民歌，對立統一。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后搜集一點民歌。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F在的新詩不成形，沒有人讀。”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講到作假問題，他說經濟工作要跟作詩區別：
“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眼作詩不一樣，要懂得作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1959年4月26日，毛主席會見智利作家羅哈斯，羅哈斯說他的學生讀過譯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澤東詩詞并進行過討論，毛主席謙虛地說自己對詩詞是外行，“是業余搞的”，自己更喜歡教書，他說：
“教員與詩人是要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
1959年9月7日，毛主席致信胡喬木，希望他將自己寫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兩首詩送郭沫若“加以筆削”，他說：
“主題是為了反右傾鼓干勁的，是為了懲治反黨、反總路線、反大躍進、反人民公社的。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云橫九派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1960年12月24日，毛主席同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談話，指出要充分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他批評了在繪畫、音樂、文學等方面存在的拼命抄襲西方的現象，他說：
“我們批評這種情況已有一段時間了，這個風氣是不好的。不單是繪畫，還有音樂，都有這樣一批人抄襲西方，他們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文學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 在這方面， 我們進行過批評，批評后小說好一些，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復信臧克家，對臧克家來信提出的詩歌問題，他說：
“所談之事，很想談談。無耐有些忙，抽不出時間來；而且我對于詩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才有發言權。因此請你等候一些時間吧。”
1963年11月24日，毛主席會見莫桑比克民族主義政黨會議秘書長桑托斯，桑托斯表示要學習毛主席的詩，用詩表達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回答說:
“你二十四歲，很年輕。我學打仗就是你這么大。打仗會有失敗，經過成功和失敗最后取得勝利。如寫詩一樣，有些詩不能用，要經過修改，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么要修改，甚至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達不好，要經過修改。你寫過不要修改的詩嗎?我要修改。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想。”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召集一些理論界人士談哲學及其他問題，對《詩經》發表看法說：
“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首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
在老一輩領導人中，不少都是詩詞大家，陳毅是其中一個，他喜歡寫律詩，曾經把自己的詩作送給毛主席修改。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給他回信，并談了一些對詩的認識，他說：
“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于律詩稍有未合。 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于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 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 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 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張功曹》之類，還是可以的。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 所以味同嚼蠟。以上隨便談來， 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 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1965年9月5日，毛主席致信胡喬木，就胡喬木的詞二十七首修改問題作了批注，他說：
“有些地方還有些晦澀，中學生讀不懂。唐、五代、北宋諸家及南宋每些人寫的詞，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詞，天堂、霓裳之類，不可常用。”
1975年5月29日至9月中旬，毛主席患眼疾不能看書，請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處讀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選讀《二十四史》、《昭明文選》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詩詞曲賦和魯迅的文章，期間，毛主席問北京大學開不開詩詞曲賦課，蘆荻回答說這些課都不開了，毛主席說:
“現在沒有書我們搞一部吧，選他五百首詩，五百首詞，三百首曲，三十篇賦。”
毛主席一直關心著中國的詩歌發展，他在一次關于文藝政策方面的談話時抱怨說：“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他要求黨的文藝政策要調整，不能表現為神經衰弱癥，不能求全責備。1975年9月19日，毛主席對山東省章丘縣侯家學校謝革光建議《詩刊》復刊寫給《紅旗》雜志杜的信做好同意復刊的批示，1976年1月，?？甑摹对娍分匦鲁霭姘l行。
詩人毛主席，他關于詩的理念不但是自己創作的原則，而且對中國詩歌的繁榮發展，不僅是古典詩，還是現代詩，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帶動作用，他的“詩論”里，詩是嚴肅的，詩是美感的，詩是性情的，詩是識見的，詩是有著遠大理想的，因為此，他所留下的詩詞里，有大氣，有大美，有大理，有大道，有大愛，有大情。
毛主席雖然一直說自己的詩詞是“業余搞的”，但他的詩詞及對詩的理解水平都達到了時代及歷史的巔峰，他對中國詩詞的發展及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所做出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無可比肩，堪做后來人最棒的老師，他的“詩論”也是詩壇的凈化劑，讓那些所謂藝術至上的、虛無縹緲的、難以理解的、極不嚴肅的、低級趣味的、遠離老百姓的這體那體的詩，沒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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