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我陪母親游覽東湖（右為二姐）
第一次到武漢是在1985年的春天。我赴浙江溫州參加由《文學青年》（這是1980年代一家頗有影響的青年文學雜志，后來因故?？耍┡e辦的一個筆會，返回時路過武漢，去探訪當時在武漢大學外文系就讀的一位中學同學。那年我剛二十歲出頭，在家鄉小鎮上的文化館工作，一個典型的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除了高中失學后跟著做小生意的父親到過家鄉石首附近的沙市、宜昌等中小城市，我還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出遠門”，這之前，武漢在我的心目中顯得那么模糊、遙遠，小時候聽大人們的嘴里經常掛著“漢口”這個字眼，總覺得像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或者神話。那次，到溫州參加筆會的還有武漢郊縣的一位青年詩人，他比我見多識廣，我們從溫州返回時一路結伴同行，讓初次出遠門的我多少感到幾分踏實，但我們在武昌火車站就分手了，他蹽著鷺鷥樣的長腿頭也不回地鉆進一輛公共汽車，將我扔在了熙熙攘攘的火車站廣場上。我惶然四顧，目光顯得好奇而茫然。到處都是川流不息的人和汽車，仿佛決堤的洪水毫無規則、漫無邊際地流淌著，耳畔像有一萬只蜜蜂和蝗蟲飛來飛去，令人頭暈目眩，有一種失重之感。我好不容易打聽到了去武大的公共汽車路線，但其間要轉兩趟車，我只坐了兩站路，就在大東門下車，我怕轉錯車，向人打聽了一下，遂步行往武大的方向走去。沒想到這一走就耗費了差不多小半天工夫，相當于從我出生和長大的長江邊那座叫茅林口的小村莊步行到石首縣城的時間。由于不識路，每走完一段馬路就得找人打聽，好幾次還走錯了方向，只好重新折回去。再加上我挎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沒多久身上便冒出了一層大汗。當我終于走到武漢大學校門口時，腳板上已經磨出了幾個大水泡。
多年以后，當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武漢時的這段經歷，還忍不住為這種“鄉下佬”第一次進城的窘態百出而自嘲地啞然失笑。整個兒不就是一個小陳奐生嘛！但那一次，作為一個匆匆過客，我除了感覺到武漢的龐大以外，對這座城市還談不上有任何整體意義上的了解，也沒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將會與這座陌生的城市發生密不可分的聯系。那次路過武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坐落在市區邊緣一角的武漢大學。盡管中學時代我就知道這是一所具有深厚歷史傳統的名牌學府，然而，當我第一次見到矗立在武昌街道口的那道用古樸、莊重的楷書撰寫的“國立武漢大學”幾個字的校門時，還是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仰慕乃至肅然之感；及至走進林蔭夾道、古木參天、一座座古色古香或中西合璧的建筑群錯落其間的校園后，這種感覺尤為加深了。隨后，我在學生宿舍找到了那個同學，他叫盧新華，跟那位曾經以“傷痕文學”名噪一時的上海作家同名同姓，上高中時，我們之間關系甚篤，他也愛好文學，考上武大以后，和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在我剛開始學習寫作時對我多有幫助，我最初接觸到的一些外國文學名著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選》《白朗寧夫人抒情詩選》和《海明威短篇小說選》《培根論人生》等，就是他從學校圖書館借出來郵寄給我的。大學畢業后他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的研究生；再后來，他就去聯邦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了，再也沒有回國。
當時，武漢大學外文系的學生宿舍在櫻園。那是武大校園中最具特色的一幢學生宿舍樓，依山而筑，連綿數百米，高墻危檐、雕梁畫棟、琉璃瓦屋頂，樓棟之間鑲以拱圓形的橫梁，數十級的石階水簾一般傾瀉而下，氣勢恢宏、極其雄偉。上面是造型看上去像一座中國古代宗廟的武大老圖書館，下面是一條寬闊而不失纖細的柏油路，像綢帶一樣從宿舍樓腳底下蜿蜒而過，路兩旁是一棵棵俊逸挺拔的櫻花樹，據說這些櫻花是當年日本華中占領軍司令部侵駐武漢的產物，現在卻成了武大校園內最具魅力的一處風景。每年春季的三四月份，櫻花紛紛綻放，紅的似血，白的如雪，迎來校內校外不計其數的人前來觀賞，數年后甚至成了武漢市民春游的一個非去不可的勝地。而武大的學子們近水樓臺，早在80年代初期就開始舉辦“櫻花詩賽”，邀請武漢各高校的大學生詩歌愛好者登臺賦詩。櫻花詩賽一年一屆，持續至今，武漢地區的不少詩人和作家都被邀請去當過“櫻花詩賽”的評委，武大也因此成為了中南地區甚至全國高校中孕育詩人的一個重鎮，馳名詩壇的如王家新高伐林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當然，這都是后話。彼時我對武大的了解，除了誘人的校園風景，實在是一鱗半爪的。我在同學盧新華的宿舍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離開了。但就是在那一晚上，我與中文系和生物系的兩位大學生有過一次難忘的交談，他們都是盧新華的文友。說是“交談”，其實只是聽他們神侃，在那間光線幽暗的學生宿舍里，他們翹著腿坐在低矮的床沿上，旁邊還放著剛吃完的飯碗，一邊吞云吐霧地抽煙，一邊天馬行空地高談闊論，從時事政治到文學藝術，嘴里不時冒出一兩個陌生而新鮮的概念或詞匯，思維之活躍、話題之廣泛，使本來就不善言辭的我壓根兒插不上嘴，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這無疑讓來自偏鄉僻壤的我，初次領略到了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們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精神風貌，同時在我因久居偏遠鄉間而寂寥沉悶的心潭，濺起了一陣陣微妙的躁動與不安。我開始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生活視界多么淺陋和狹窄，與我的同時代人和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簡直就像處于兩個完全隔離的空間！
這就是我第一次到武漢引發的心理振蕩。不，那時我心目中的武漢其實僅僅是“武大”：一座依山（珞珈山）傍水（東湖）、藏龍臥虎、氣象萬千的大學城。就這樣，一所大學同一座城市在我的“私人地圖”上奇妙地合二為一了，后來，當我從地理意義和人文意義上對武漢有了稍微完整的了解時才明白，自己的這一想法無異于瞎子摸象。
第一次到武漢后，導致我的人生歷程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轉折：兩年之后，我只身出走新疆，在圍繞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流浪了一圈后，又回到武漢，在武大附近一個叫新村灣的居民區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一邊寫作，靠微薄的稿費收入維持生計，一邊到武大旁聽英語和中文系的課程。一年以后，即1988年的9月，我考上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的插班生。
1996年春（右為孫遠）
我作為一個合法居民在武漢的生活開始了。但對所處時代和廣袤世界的那種如饑似渴的求知欲，使剛入學的我根本無暇去了解這座城市。后來一個偶然的契機，才使我對武漢的歷史和現實，產生了探尋的興趣。興趣的緣起來自于圖書館。在武大新圖書館社科閱覽室那一排排九曲回腸、迷宮似的書架之間徜徉的過程中，我發現許多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著述里，都經常提到武漢，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大都與這座城市有關，如辛亥首義、北伐、京漢鐵路和二七大罷工、國民黨臨時中央政府、八七會議、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武漢保衛戰、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葉挺獨立團以及那首著名的軍歌“光榮征戰武昌城下”……等等，無不讓人領略到這座城市擁有過的輝煌歷史記憶。尤其是打響推翻滿清王朝和建立共和第一槍的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更使我對自己已置身其中的這座城市，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說的親切乃至崇敬之感。要知道，1980年代的中國，是與“民主”、“自由”和“反封建”、“反傳統”等等這樣一些響亮的口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當我從浩如煙海撲朔迷離的文字云霧中探出頭來，驀然意識到自己腳底下的這座城市，就是敲響統治中國數千年封建帝制喪鐘的策源地，一種用自己雙手和眼睛親自去探究和撫摸這一活的歷史標本的強烈沖動，便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懷有同一想法的不只我一人，我的同班同學、來自河南的郎毛在這一點上與我不謀而合。有一段時間，我們整天泡在圖書館社科閱覽室，幾乎翻遍了中國近現代史與武漢有關的著述，每有令人驚喜的發現，便彼此相告、互通有無。在這種學者式的考證檢梳與索古鉤沉中，我們不約而同地冒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寫一部反映武昌辛亥首義的電影劇本！在我們倆人的印象中，這個題材似乎還無人涉足。一種填補電影領域里著令人遺憾的空白的雄心壯志，使我們興奮難平，并且很快投入到了劇本創作之前的資料收集和實地采訪階段。資料收集自然是在學校圖書館，由于此前我們已經掌握了大量內容可觀的史料，這件工作就顯得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了。剩下的便是實地考察了。
至此，我終于得以將目光從抽象虛幻的歷史文化情境，轉向到開始對武漢這座城市進行一種類似地理學意義上的觀察和探詢。差不多整整一個學期，我和郎毛除了上課，便像兩個地下工作者行跡詭秘地竄出校園，在校門口乘上12路公共汽車，去尋訪大半個世紀以前爆發過那場震驚世界的事件的歷史遺存：紅樓（現武昌首義紀念館）、閱馬場（黃興在此檢閱過起義勝利后的革命軍）、首義路××號和彭劉楊路（武昌起義最初的秘密策劃地）、中華門（起義革命軍攻克武昌城的第一個城門）、武昌的蛇山炮臺、為起義進行輿論宣傳的《大江報》報館舊址、漢口的黎黃陂路(曾擔任過國民革命政府臨時大總統的黎元洪公館所在地)、20世紀初葉繁盛一時的江漢路商業區、曾經作為武漢通商口岸象征的江漢關大樓及洞庭街一帶的外國租界區……那一段時間，我們的足跡幾乎遍布武漢三鎮。這使我總算真正體會到了這座由武昌、漢口、漢陽三個板塊和長江、漢江兩條江組裝而成的城市的碩大無朋，從武昌到漢口，過了長江過漢江，乘車坐船，七上八下，隨便蜻蜓點水似地溜達一陣，往往就需要花去大半天的工夫；而倘若你想駐足深入地探訪一番，沒有一天兩天的時間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有一次，我和郎毛在漢口滯留晚了，過江的公共汽車和汽渡已經收班，沒辦法，只得找一家價格最便宜的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才匆匆趕回學校上課。
那次對武漢按圖索驥似的“實地考察”，最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終。因為當我們積累了豐富的感性和文字資料后準備動筆創作那部想象中“氣魄宏大”的電影劇本時，卻偶爾從一份電影雜志上看到有人已經寫了一部相同題材的劇本，并且馬上就要開拍了，這等于給了我們當頭一棒，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了。然而，當我從武大畢業分配，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武漢市民以后，我驚訝地發現：這次不乏游戲意味的城市“游歷”，極大地拓展和構建了我對這座城市迥異于他人的、也許是“非我莫屬”認識框架和觀察角度。也就是說，當我看取這座置身其中的城市時，不再像一般市民那樣平面地停留在馬路建筑、交通旅游、人情民風和市容市貌之類的外部景觀，或者旅游手冊中諸如“九省通衢、南北樞紐”之類的廣告說辭上面，而是仿佛配置了一副立體眼鏡。在我的內視角下面，似乎隱藏著另一臺“攝像機”，它的焦距和光圈始終在沖洗著這座城市往日的底片，這使我的眼光變得挑剔而苛刻，看到了這座城市存在著過多的毛病和缺憾，正如我在一部虛構作品里所寫的那樣，武漢素以交通發達、容納百川，對異質文化具有驚人的消化能力而著稱。但也許正因為此，它幾乎變成了一個大雜燴，任何一種劣質文化也能在它身上生根發芽，化到其血液里去；而任何一種優質文化經過它的消化，改頭換面出現后便變得平庸無奇了。比如在武漢，你很難找到地道的川菜館或湘菜館，所有外地的風味菜肴一進入武漢，都經過武漢人的改頭換面，就變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好不容易在武昌街道口找到了一家冠以“正宗湘菜”的餐館，可一拿起菜單，竟發現連湘菜中最常見的醬板鴨也沒有，分明是一家“水貨”湘菜館。類似于這種湘菜不像湘菜，川菜不像川菜的例子枚不勝舉。
事實上，在這座城市，不同階層、職業和社區的人的文化乃至生活趣味的差異微乎其微。它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功能和面貌的驚人雷同和平均化，城市的創造力和敏感度陷入了一種低靡和萎縮的狀態……這無疑是我對武漢的真實感受，多少與我的文人趣味以及“外鄉人”的身份有關。在我的潛意識中，大概從未把自己當作一個武漢市民，我一直就是這座城市一個“心懷叵測”的旁觀者，我很少用褒揚的語氣談論現實的武漢，相反，總是像一個前朝遺臣那樣，以激賞的態度注目和眷顧于這座城市拖曳在中國大地上悠長的背影，有意無意將武漢的昨天同它的今天進行比照，試圖從中找出二者之間的距離和相互重疊的部分。我覺得，相對于這座城市輝煌厚重和色彩斑斕的昨日，它的今天就像一個家道衰敗的破落子弟那樣黯然失色，實在顯得相形見拙了。我這樣說也許有些偏執，但你不得不承認，在許多外地人眼里，現實的武漢形象除了“大”和“熱”之外，駁雜、中庸、模糊，以至很難一語道出它的個性特征。在20世紀后期中國急遽前行的城市現代化步伐中，武漢似乎一直處于 “匿名”的狀態。個中原委，除了某些外部環境和因素，大概與武漢始終缺少對傳統和現代的自我塑造和整合能力有關。它總是那么盲目、隨意、滯后、像一個老態龍鐘的人暮氣沉沉，而缺少20世紀初葉的武漢人那種“敢為天下先”的火辣辣的魄力和勇氣了……
意識到這一點，的確使人有點兒困惑。我知道，對一座傳統深厚的城市的弱點，進行如此集中的羅列，可能會開罪于那些熱愛武漢的人士。但我無意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同樣的邏輯，我也不想隱瞞自己的感覺。也正是因為這種固執的偏見，在定居武漢的這些年里，我對這座城市很難產生一般市民特有的那份親近感，始終游離于它的主流生活之外。我幾乎很少逛街，比如直至今天，我都沒去過那條以小商品集散地聞名全國的所謂“天下第一街”的漢正街，除了我蟄居于東湖邊的那處小小“村落”，我并不比十多年前在武大讀書時了解的更多。偶爾過江去漢口辦事，那種不辨東西的陌生感，像是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一不小心就搭錯了車或走錯了路。偶有外地友人來訪，要我以東道主的身份陪同游覽，我卻發現自己對武漢的旅游知識簡直比一個小學生還貧乏。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應該熱愛自己的祖國，而作為一個武漢市民，也應該熱愛自己居住的城市，這是幼兒園孩童都明白的道理，我為什么偏偏做不到這一點呢？我很慚愧?？杉毾肫饋?，又覺得并非如此，是誰說過，只有恨之切，才會愛之深。這或許能夠為我的“吹毛求疵”找到一個聊以自慰的情理依據。
其實，我的骨子里始終都在關注這座城市，從她的政治、經濟、文化到市政建設；像許多武漢市民一樣，也曾經為長江二橋和三橋的落成而興奮，為新矗立起的某座高層建筑而驚喜，為據說走在全國高科技產業前沿的“中國光谷”落戶武漢而慶賀……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提速，武漢的發展步伐似乎也在明顯加快，諸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或“東方芝加哥”的廣告牌也在街頭隨處可見；的確，僅就市政面貌而言，武漢的今天顯然已經不是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武漢時可以同日而語了，許多陳舊破敗的居民區和街道從城市的版圖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整潔、寬闊、現代、華麗，立交橋和高層建筑的數量不斷增加，交通堵塞的現象也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改善。一些新的商業和旅游景點頻頻亮相，如江漢路的步行商業街、洪山廣場、東湖大道等等。這座從外觀上使人覺得壓抑黯淡的老牌大城市，似乎一夜間“亮起來”了。尤其在我居住的武昌東湖，曾經被已故的散文家葦岸盛譽為大自然賜予武漢的珍貴“禮物”和“一個美麗無比的地方”，幾年以前還顯得那么破敗臟亂，差不多成了一座藏污納垢的垃圾處理場，而現在，她的確變得“美麗”了。有時在傍晚，我從蝸居的住所出來，沿著湖畔踽踽獨行，眺望東湖周邊亮麗輝煌、斑斕陸離的夜景和瀕臨于湖對岸珞珈山上燈火闌珊的武漢大學，恍若置身在縹緲的海市蜃樓，有一種似真似幻之感……
當然，這只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硬件。以我的偏執，更為注重的還是那些從本質上能夠提升城市質量的綜合指數。比如傳統與現代、經濟與文化、精神與商品、人與物質的良性互動之類。但僅此而言，也值得讓人感到欣慰了。
1996年春天，母親在武漢東湖留影
2001年冬天，為了照看生病的母親，我回老家呆了一段日子。在久違的鄉村生活喚起我內心深處那種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的同時，腦子里始終牽掛著的竟然是武漢。當我從電視上看到武漢即將修建地鐵的新聞時，一種欣喜和快慰不禁油然而生，并且由此牽動了一股濃濃的思念之情，思念起我在那座城市一隅閑適淡薄、離群索居的生活：東湖碧波蕩漾的湖水，湖邊幽靜的林蔭大道兩側繁茂的樹林，悠閑而喧嘩、充溢著市民生活情調的梨園廣場，每日傍晚時分例行功課般的散步，以及我的孤寂而豐富的閱讀和寫作，忽然產生了一種盡快“回去”的沖動……我驚訝地發現，在似水流年、風云際會的歲月更替中，武漢已經同我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了一起，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我的另一塊“鄉土”。我默默地對自己說：畢竟，你生命中許多刻骨銘心的甘苦和悲歡、憂傷與惆悵、成功和失敗，都留在了這座城市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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