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中國視野下的米蘭.昆德拉

　　據說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正在中國掀起一股新的熱潮，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某家出版社經昆德拉親自授權，出版了一套完整的米蘭.昆德拉作品集卻是事實，且銷售業績頗為可觀，前不久剛剛結束的上海書市一天就賣出去上千冊，包括網絡在內的各類媒體談論昆德拉儼然也成了一個頗為熱門的話題。有人言辭鑿鑿地撰文說，這股悄然興起的“昆德拉熱”已經從文學界、知識界，延伸和擴展到白領階層乃至“城市小資”等時尚讀書消費群體，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品味和身份的標志，就像余秋雨的散文那樣。

　　但這是否就是新一輪“昆德拉熱”業已形成的佐證？抑或僅僅是出版商們操縱的一種廣告攻勢？目前尚不得而知。不過這倒勾起了我心底的一番感慨。畢竟，所謂的第一輪“昆德拉熱”，據今一晃都十多年了，以至讓人想起來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不是嗎，當我從書架上取出那套1990年代初期作家版的昆德拉作品時，發現上面落了不少灰塵，書頁都有些泛黃了。這使我不由想起最初購買和讀到昆德拉作品時那種異常驚異和欣喜的心情。從韓少功和韓剛合譯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作家出版社以“作家參考叢書”陸續出版的《生活在別處》、《玩笑》、《為了告別的集會》、《不朽》以及《被背叛的遺囑》和文論集《小說的藝術》等，我差不多每一本都有，用現在的話說，算得上一個狂熱的米蘭.昆德拉的“發燒友”了。這當然決非我一個人的喜好，而是當時的一種“文化現象”，說是時尚也未嘗不可。在那個時候，你如果是一個寫作者，沒讀過一兩本昆德拉的小說或者對他說不出一點所以然來，那簡直就會被人當作文學門外漢被人嗤之以鼻的吧。

　　1990年代初葉風靡中國大陸的那股“昆德拉熱”，顯然與當代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境遇有著密切的關聯。作為從激進主義政治環境下走出來的中國人，與曾經同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捷克人，在生存體驗和精神遭遇上，都存在許多近似孿生兄弟和胎記式的歷史記憶。尤其是那些長時間沉溺在對文革傷痛的自怨自憐般的控訴和撫摸中難以自拔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讀到昆德拉作品中捷克知識分子在集權體制下種種觸目驚心的人性變異和荒謬處境，產生的那種感同身受顯然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昆德拉以對小說藝術駕輕就熟和游刃有余的高超把握，的確比中國作家們技高一籌，把政治小說從單純的意識形態話語提升到了一種哲理和“純文學”的層次，并在西方世界爆得大名，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幾位在世的文學大師之一。這肯定讓在“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模式下徘徊，一直在向西方尋求思想和藝術資源而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不少中國作家眼睛為之一亮，從昆德拉身上看到了令人振奮的希望和啟示。用韓少功先生在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前言中的話說，“中國作家寫過不少批判‘文革’的‘傷痕文學’，如果以為昆德拉也只是寫寫他們的‘傷痕’……那當然是誤解了他的創作意圖，在他那里，被迫害者與迫害者同樣晃動著灰色的發浪用長長的食指威脅聽眾。于是，薩賓娜對德國反共人士們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對共產主義，我是反對媚俗！’……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同樣借薩賓娜的思索表達了他的看法：只要流行公眾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們鄙視與否，媚俗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媚俗。這可是貫穿于昆德拉作品并讓許多人耳熟能詳的一個關鍵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和文人嘴里一不小心就會冒出這個字眼來，到今天，差不多作為一個日常用語頻繁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甚至變成人們的口頭禪了。當然，其含義也許與當初的豐富內涵發生了不小的變異。事實上，在對昆德拉的最初接受和理解上，身兼中國新時期文學重要實踐者的作家和譯者雙重身份的韓少功先生的某些觀點，今天看來仍然不失為一種相當準確的解讀：“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強權批判走向了人性批判，從捷克走向了人類，從現時走向了永恒。面對這一個超政治超時空的而又無法最終消滅的敵人，面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面對著像白花花一樣升起的抽水馬桶，面對著善與惡兩極的同位合一。這種沉重的抗擊在有所著落的同時就無所著落，變成了不能承受的輕。”

　　這顯然敏銳地切中了昆德拉與他的中國同行和讀者產生深深契合的要害，也是昆德拉在“后傷痕文學”時代的中國新一代作家和知識分子群體中獲得廣泛青睞的原因所在。昆德拉在其作品中反復揭示的諸如“媚俗”、“輕”與“重”、“存在的被遺忘”、“快與慢”、“忠誠”、“背叛”等等充滿悖謬意味的生存命題，以及托馬斯、薩賓娜、弗蘭克、盧德雅克等一系列富于張力的捷克知識分子形象，大面積地進入了當代中國的文化視野，并且在不斷的閱讀和闡釋過程中，獲得了某種普遍性的意義，從而為陷入困頓和迷茫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認知框架和思想制動閥。值得一提的是，昆德拉穿越意識形態的小說敘事由于其藝術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和探索姿態，比如他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復調小說的大膽借鑒，對博爾赫斯的情有獨鐘（眾所周知，后者是中國先鋒派作家們爭相效仿倍受推崇的一位“作家中的作家”），這在不少新進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眼中，顯然具有一種特別的魅力與親和感，因此對他們來說，昆德拉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反叛者”，還是一個藝術上的先鋒派。凡此種種，都使昆德拉在被介紹到中國來的眾多外國作家中，顯得鶴立雞群，占據了無人能比的地位，因此如果說昆德拉為當時的中國文學和思想史進程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貢獻，如同薩特、加繆之于198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那樣，堪稱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的話，絲毫也不夸張的。

　　只可惜好景不長。1990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潮，像三四月份的天氣那樣波詭云譎、一夕三變，很快將昆德拉遠遠地拋到了后面，在文學市場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幾乎一夜之間搶灘登陸，他那部行銷全世界的小說《挪威的森林》更是贏得了日益成為一個龐大的文化消費主體的中國白領和小資們的垂青，并成為了這些新新人類的文學偶像，其發行量大概比當年昆德拉所有作品的總和還要多。在這種誘惑下，也使不少“70年代以后出生作家”躍躍欲試，催生了做一個國際性暢銷作家的文學雄心。而在思想界，取而代之的是曾經與昆德拉一起被視為捷克批判知識分子代表人物的哈維爾以及其他一些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如哈耶克等西方學者。90年代的中國是自由主義市場理論大行其道的時代。在全球化的召喚下，迫切與國際接軌的沖動與幻覺，使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一邊借重哈耶克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和國家資本化尋求理論支持，一邊加大了清算和顛覆傳統政治話語結構的力度，后一種努力的結果，就是哈維爾在90年代中后期的閃亮登場。在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和清算上，在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執著程度上，哈維爾顯然是一個更堅定徹底、更符合自由知識分子理想的“標準”斗士，相形之下，作為“前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就黯然失色許多了。昆德拉后來在意識形態上的刻意后撤，在“重大問題”上的閃爍其辭，以及他的個人主義藝術趣味和立場，都必然導致他像一個吃了裁判紅牌的球員那樣被中途罰下了場。而在中國思想界接踵而至充滿火藥味的那場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當中，昆德拉則淪落到了幾乎被人遺忘的境地，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都根本不提他的名字。

　　自由主義者們不提昆德拉，自然有他們充足的理由，而新左派的“不提”，也許同樣有其充足的理由。因為盡管在1990年代末，全球化的聲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聲勢浩大，并且覆蓋和滲透到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但文化環境的日漸多元化，使“西方”顯然已經不再是一個君臨天下的超級話語，而受到了來自“新左派”的強烈阻擊和質疑。這當然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陣營在爭奪話語權，而是在推行經濟市場化近十年之后，日益暴露出的嚴峻社會問題，迫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那種超級發展主義模式的“唯一有效性”，并且在“現代性”和“中國問題”這兩大核心命題之下，試圖從本土問題和特殊歷史語境出發，尋找一條更加符合中國關切的發展道路，其中也包括怎樣理性、全面地審視和繼承現代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那場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結構、轟轟烈烈的紅色革命遺產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也許要首推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等幾篇文章和對話。汪暉等人的努力顯然不在于他們是否能夠像許多人期許的那樣，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所謂一攬子方案，而在于使人們的目光從狂熱的“市場神話”下擺脫出來，將捆綁在西方發展模式上的匆匆步伐落實到日益矛盾重重布滿危機的中國現實中來，并試圖給予一種重新的詮釋與解答。這種努力當然不會為自由主義者們所接受，隨后便演變成了繼1980年代之后中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一場理論交鋒。因此也成為中國邁入21世紀時刻一道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風景線。

　　在這道風景線上，為中國知識界提供理論資源的無疑是柏克、哈維爾、哈耶克和杰姆遜以及阿爾都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昆德拉似乎已經從中國視野下全然“引退”，成了一個僅僅被少數作家推崇的“專業人士”，面孔模糊、曖昧不清，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微乎其微，以至幾乎蕩然無存了。

　　那么，此時的昆德拉在干什么呢？這位早已躋身于西方主流文化，過早地贏得了“大師”頭銜的前流亡作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二臣逆子”，徹頭徹尾的歐洲中心主義者，像一個標準的法國中產階級紳士，仍然在巴黎這座世界文化之都埋頭著述，縈繞在他心頭的早已不再是他曾經在作品中反復揭示的捷克處境。恰恰相反，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學會遺忘，忘掉自己的捷克身份，甚至忘掉自己的母語，將祖國的地理位置悄悄從“東歐”移向“中歐”，以便使他內心深處那種根深蒂固的“歐洲人”的身份訴求變得合法化，為此，他甚至在創作最新兩部作品《慢》和《身份》時干脆使用法語，就像后來以法國作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位中國“流亡作家”一樣，并且獲得了預期的成功，被譽為“最精粹的法語散文”。

　　對于這種選擇，昆德拉是這樣解釋的：“沒有人能夠在兩個國家、兩種文化中充分地生活，雖然我同妻子只說捷克語，但是我處在法國書籍的包圍之中，必須對法語世界、法國詞句作出反應。有一天我必須對寫作的語言有所抉擇。”而且，他還以特有昆德拉式的幽默說道：“……我和法語的關系，就像一個14歲少年跟他愛得發狂的嘉寶的關系……少年對嘉寶顫聲說：‘我要跟您親熱，只跟您一人親熱，您不能也愛我一點點嗎？’嘉寶聽了瘋笑不止，說：‘跟你？哦！不，不，真的不行。’愛遭到拒絕只會更加激奮，法語愈不愛我，愈叫我愛。”這真是有點撒嬌和煽情了！但如果我們知道昆德拉的妻子曾經說過，他做夢都想成為一個法國人，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誠然，昆德拉的選擇是無可非議的。其實，別說與歐洲只有一墻之隔的東歐，就是在中國，不是也有不少精神上的“流亡”或準流亡作家，都在做著與昆德拉相同的“歐洲夢”或“西方夢”么？

　　只是，曾經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參與到中國思想進程的的昆德拉，這么快就變成了一張褪色的舊照片，徒使許多曾經熱愛過他的人暗自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但在這種情形下說一說昆德拉的意義也并非僅此而已。透過他，如果能夠一窺199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風云流轉、起起伏伏的嬗變過程，不是也頗值得細細玩味嗎？

　　其實，變化的不是昆德拉，而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己；或者說，昆德拉的變化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與別人無關。事實上，從一開始，昆德拉就是作為一個“他者”被中國視野過分熱心地閱讀和塑造著。仿佛一個顧客在柜臺上的一大排琳瑯滿目的工具面前選購，用完了這件工具后重新選購另一件工具，全憑他隨心所欲使然，顧客無可指責，工具本身也是無可指責的。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市場上可能刮起新一輪的“昆德拉熱”，我也完全相信。只是這個昆德拉已經不再是十年前的那個昆德拉了。千萬別再將他跟“知識分子的文化訴求”這類深奧的題目聯系在一起。明擺著，此次昆德拉的重返中國，完全是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出現在圖書市場上的。是購買與被購買、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而不是選擇與被選擇的關系。所以說昆德拉會更多地被中國城市小資和白領們接受與青睞，倒是一種符合邏輯的推斷。這除了中國日漸成熟健全和“國際化”的文化市場，當然還緣于昆德拉作品具備的“可消費性”有關。尤其像他的新作《慢》、《身份》，那種對中產階級生活情狀的機智表達，將心靈深處的存在焦慮轉換為不同國家和身份的文化大眾都容易接受的軟性話語等等，都使人們不難看到那個充滿幽默感的機智過人的昆德拉的影子。比如他在《慢》中討論性，說做愛要品味，生活也要品味。不宜太快：“……太激奮就不夠細膩，好事前的種種妙處不及品味就匆匆奔向歡樂。太快是個宿命的不可避免的錯誤。十八世紀的T夫人就知道當著人可以買弄風情，卻要躲著人尋歡作樂的道理。事情發展太快時，她會降速，設計小屋插曲，使得她與騎士幽會的最后階段，在新的背景下綢繆繾綣，享受慢的極致……”

　　還是那個昆德拉，那個喜歡“耍嘴皮子”，擅長從日常生活中尋求微言大義、舉重若輕的昆德拉。句句都能撩撥起城市小資和白領們的心理期待。就這個意義上說，昆德拉堪稱一個“煽情高手”了。但昆德拉真的會像村上春樹等人那樣毫無裂痕地將自己融化到后現代消費大潮的文化快餐當中去嗎？或者說，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真的能夠完全“刪除”曾經彌漫在他的許多作品中的“捷克記憶”嗎？對此，我倒有點兒心存疑慮。

　　昆德拉在《魔論》一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他在捷克見到廉租公寓時，高音喇叭隨時隨刻灌輸一個意圖，覺得缺乏以人為本的居住理念，讓人感到有些可怕，可當他到了法國才知道：

　　“到處橫行同樣的官僚主義。大企業對使用者的蠻橫代替了階級斗爭。手工藝技藝日益衰落。討好青年的官場演說愚不可及，假期旅行類似牲畜放牧，農民手工勞動逐漸消失，使田野變得丑陋。這些公約數中最糟糕的一點是對個人和私生活的不尊重。這里有人揮舞神圣的‘知情權’為此辯護……不論什么制度，我們大家在這里和那里，都是生活在一個被同樣深刻的傾向控制的世界……而這里面對這些荒謬現象，卻有心把它們看做是神圣民主制度下一件無辜的常事或者一個必要的屬性。”

　　哦，這是我曾經熟悉和喜歡過的那個昆德拉，那個熱衷于不斷向存在發問，鋒芒畢露、富于批判精神的昆德拉。但今日中國的城市小資和白領們不一定喜歡。置身于文化超市的昆德拉現在可是屬于他們，而不屬于我了。

　　寫到這兒。我恍然意識到，昆德拉已經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對于這樣一個老人，我們還能夠指望他走多遠呢？

　　200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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