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屬有感而發,有人把李澤厚的前后言說,強行還原到階級與階層成員的覺悟和表達。老田看不出那些東西,故就李澤厚自己重視的情本體范疇,做一點知識考古學對照?!?/p>
其實,情本體的提出,與他早期提出的所謂樂感文化有關系,內在脈絡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人們的生產與生活,不會完全皈依于物質和強硬管理手段,存在著各種有形的規制與制度難于規約的內容,這些內容一方面幫助實現管理目標和秩序,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人們心底那些無法進行明確分類的需要。
先周時期,政治經濟諸方面的有形制度尚不完備,調節人們身心的手法,完全依賴于制度之外的禮樂或者類似的祭祀活動(具有禮儀或者儀禮的外在形式),這個可能不屬于中國的特殊,更可能是前國家部落時代的一般。
李澤厚有見于此,別人又少言于此,或者難于明確言說,他感到似乎鉆到了一個空子,有不少便宜可占,所以說了又說,在此躑躅半生。這個很有點可笑,說明他既不能反思自己以實現超拔,又缺乏學習別人的能力然后在切磋中間提高自己,結果一條胡同走到黑,他自己就更看不到路越來越窄,甚至還可能已經斷掉了。
不管是人們內心的自我意義生產,還是??滤f的規訓與懲罰的積淀后果,都會呈現出某種制度調節之外的情感類功能作用。汪暉把禮樂與制度對稱,費孝通提到法理社會與禮俗社會的并置,至少在觀察視野上更為完備,不會如同李澤厚鉆牛角尖,進去了出不來。
其實,就經驗而言,在管理方面構建各種情緒互通機會或者共情關系,除了各種娛樂活動助推上下同欲的目標,毛時代最有效的手法其實是整個的團隊共同參與強體力勞動——上下級一起在勞動過程中間除了協作需要還會有“齊物平等”之體驗。至于純粹的音樂,如同孔子所說的“韶”“武”一類的情感溝通作用,可能屬于很例外的個體體驗——所謂“三月不知肉味”,懷疑其接近宗教體驗,這倒是有很多人都親歷過。
禮樂的教化與整合功能,并一不定要在“樂”的具體形式下起作用,而單純強調這個——如同秦始皇所俯視的三皇五帝過分“假威鬼神”——就在無意之間抽掉了“樂”的類屬性而具體化了,概念的外延大大收窄之后,再進行大而化之的普遍化描述,那就很懸或者很玄了。
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權力和金錢起支撐作用的硬制度范圍之外,存在著一個無比龐雜且難于準確界定領域,同時會對人的生產性和生存體驗,都起到巨大作用。這個領域,相比人們能夠相對明晰界定的社會科學研究對象“集合”而言,各種難于清晰描述的有用領域,就構成一個“余集”——其范圍包括人們透過學術能夠明晰呈現的制度之外的全部主要因素。換言之,禮樂只有作為一個制度外領域的類屬性概念,才具有足夠豐富的內涵,成為有效的概念,但這個概念的內涵,能否以制度化的明晰語言進行描述,本身有待于反思。
故,余集中間的諸種因素,不會伴隨可見的調節措施,起作用的方式也會相對隱晦不明,要不然早就分門別類實現“學科化”或者制度化了。冒險做一個類比:李澤厚的情本體言說,近似于想要在“虛數集合”中間,打撈出一個“實數”出來,然后按照實數的界定方式來清晰地加以呈現;這個有點象“猴子撈月”的寓意:井水倒映的月亮是否實體,本身是需要加以思考和甄別的事情,而不能簡單地去打撈。
李澤厚提出情本體,反映出他的抱負或者期待,想要在晦暗不明的余集領域,搞點分門別類的明晰化圖畫,這到底是一個創新,還僅僅是一種越過必要界限的僭妄?其實他自己缺乏足夠的視野和高度,去反思這個。
很懷疑,李澤厚最后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到底說了些什么,雖然有很多人吹捧加闡釋,但這些聰明人并不能比李本人說的更清楚。
李澤厚提出情本體,肯定可以概括這個余集的某些部分,但是,李澤厚的思維盲區在于:他自己也拎不清(實際上尚未意識到)情本體在這個余集中間居于什么位置(他選擇呈現的那部分內容,到底是代表余集的部分還是全體?體現余集的核心部分還只是一般性元素?),更未能反思余集諸因素,是否合適以常規方式來講述?這樣的致命盲區存在,就可能使他耕耘半生的言說,落入了那個著名的坐井觀天寓言之中。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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