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蹖ёx］作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毛澤東”在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一個稱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權威象征，他對現代中國之思想、制度和社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作者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深受墨、法、儒三家熏陶，要真正讀懂毛澤東，就必須關注三個主題，即《水滸》、王陽明以及法家的著述。毛澤東從《水滸》中汲取的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俠氣，體現的是對平等精神的追求；而王陽明“破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的洞見，也是毛澤東日后指揮戰爭和治理國家的座右銘；毛澤東對法家開創局面的霸王之氣和政治運作的體察入微，也心有靈犀。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p>
問：在中國，“毛澤東”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一個稱謂，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概念化、范疇化了。在某一歷史階段甚至是今天，他是大家共同認同的“價值中心”，是權威的象征。您能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幫我們理解下“毛澤東現象”嗎？
蕭延中：我在1988年的小冊子中的確曾以“毛澤東現象”這樣的副標題冠名。這在當時起碼有兩個意思：一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一位具備多方面才華的人，毛澤東在當代中國的影響無與倫比。這種影響力，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并不會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有所衰減，甚至有可能反而會在各種角度和各種層次上得到強化。如果說一個人的影響力是靠他在世時所擁有的權力或財富得以支撐，那么，在他身后，在這些世俗的東西都消失了以后，他仍然成為被社會輿論強烈關注的對象，甚至仍然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敏感”性，這種情況說明了什么？“毛澤東”的這種“缺席的在場”，很顯然折射和反映出的問題要超出一般的形式邏輯。它說明毛澤東與我們當下的生活仍然密切相關。由毛澤東本人以及由此牽扯到的一系列復雜問題，我把它叫做“毛澤東現象”。
二是，那時，包括我個人在內，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的評價，處于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矛盾狀態，或者說，出于一種左右為難、模棱兩可的境地。對他無論做出全盤肯定或完全相反的評論，都不會是出于本心的澄明。即使在比較理性的角度考量，也難以得出某種絕對化的結論。這是包括“50后”在內，及其以上的一兩代人的精神狀況，帶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我也把這種舉棋不定，步履維艱的選擇和判斷的心態，稱作“毛澤東現象”。所以，在上述意義上，我把毛澤東(作為一個人的毛澤東)與“毛澤東”(作為昭示出某種“問題意識”的毛澤東)區別開來。我是在“好奇”、“驚訝”、“費解”、“張力”和“困惑”等意義上理解和使用“毛澤東現象”的。
2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更愿意用“毛澤東問題”這個詞，以替代“毛澤東現象”。“問題”這個詞源于法語，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已故教授史華慈那里承襲而來的。林同奇先生把它解釋為“由相關的議題作為核心所組成的問題叢”。經過再三斟酌，林毓生先生則把它譯成“無法獲得確解的問題”。我理解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缺少存在著“知道的越多，問題也會越多”的普遍現象，不可能有一個最終的絕對答案。但是，隨著問題的增多和復雜性的展開，人們認識問題的層次也將逐漸深入，這就是所謂“富有成果的歧義性(或模糊性)”。這樣，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會有一個類似“鐵律”一樣的定論，可每一個時代，甚至每一個人心里，都會有一個多少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毛澤東”。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毛澤東問題”，人們還會爭論下去，但其方向可能會越來越朝著更加理性的深層次發展?！ ?/p>
問：我們注意到，清末民初系列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都有某傳統反傳統的特征，以佛、墨的平等、博愛來對抗僵化的王官學——儒學。毛澤東當時受到這些人的哪些方面的影響？
蕭延中：這是個好問題，可有些卻太泛泛了。就我的粗淺體悟來說，要讀懂毛澤東，必須先讀懂三本書或叫三個主題，它們是《水滸》、王陽明以及法家的書。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說《水滸》。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談話時就說，他不喜歡讀經書，而特別喜歡偷看舊小說，其中最喜歡的就有《水滸》、《三國》。我們知道，在傳統知識系統中，經書是提供價值理念方面的東西，而很少人認同《水滸》也有這方面的功能，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種流傳民間的故事書。
一般來說，學人們認為，《水滸》其實是先秦“墨俠精神”的一種通俗翻版。毛澤東從中汲取的則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俠氣”，所體現的是對“平等”精神的執著追求。這里我們無法展示具體的資料證據，但從早年到晚年，毛澤東一直護著那些無權無勢的“小層面”，無論是“小人物”也好，“小國家”也好，反正所謂“受欺負的”、“被壓迫者”都是他要幫助，想拯救的對象。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老大”或“大哥”的角色。在中國共產革命中如此，在國際共運中也是如此。
毛澤東從《水滸》中汲取的最大價值就是“替天行道”。1951年，抗美援朝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是年初夏，中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通知江西省委根據水滸108將的故事，燒制連貫108個“水滸故事瓷盤”，作為國家禮品贈送斯大林。為目的是為充分表達毛澤東贈送瓷盤的深意，中辦決定增加了“序詩盤”和“跋尾盤”楷書，共一套110件。這里要注意的是，最后一碟“跋尾盤”所端端正正寫的正是“替天行道”四個大字。而毛澤東最瞧不起的角色則是宋江。在臨終的前一年，1975年8月14日他還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這里，毛澤東更看重造反“義”，而蔑視屈尊的“忠”。他從《水滸》中汲取的是反叛和革命的價值觀。
我們再看王陽明。我們知道，陽明“心學”對近代許多重要人物影響都很大，像曾國藩、蔣介石等，毛澤東也是如此。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就曾大段論述過“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的道理。黎錦熙閱畢毛澤東來信后在日記中寫道：“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我們可以大致這樣說：王陽明“破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的洞見，已成為毛澤東日后指揮戰爭和治理國家的座右銘。例如，他極其重視思想教育和觀念改造的意識形態層面，主張廢止肉刑，不殺降兵，盡可能避免針對肉體的“逼供信”，都是很高明的治理術。因為毛澤東明白，那些外在的“折磨”不會使內在的“精神”自動轉化，反而會由于失德而漸行漸遠。這一點是毛主義區別于斯大林主義的重要特征。所以，籠統地說毛澤東一生反儒，起碼是不夠全面，只是說毛澤東對虛飾俗儒的譏諷比較苛刻罷了。
最后再談談法家。我們現在看到毛澤東最早一篇文稿是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論》。那是毛澤東19歲時所做的一篇命題作文，原件現藏中央檔案館。毛澤東從《史記•商鞅列傳》中一個故事出發，先“嘆吾國國民之愚”，再“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最后“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逐一推進，展開論述。
在我的印象中，毛澤東讀法家著名的記載似乎并不很多。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接受和運用法家思想是通過評價歷史人物而顯現的。比如，1963年，毛澤東在會見郭沫若、巴金、周揚、老舍等等老作家時直言不諱地說：“我知道你們中有的人罵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要說你們罵我是秦始皇，其實是沒罵成我反而夸獎了我。我說你們說的還不對，還不夠，我不光是秦始皇，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很多倍！”1973年8月5日，在當時“批林批孔”中，毛澤東讓江青抄錄自己贊美秦始皇，批判孔夫子的一首詩，轉交給曾著有《十批判書》的郭沫若，曰：“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原返文王。”通過對秦始皇和曹操的贊美，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法家開創局面的霸王之氣和政治運作的體察入微，是心有靈犀的。
總之，對于毛澤東的整體思想來說，是墨、法、儒雜而有之，并由他稱之為以“階級作斗爭”為核心理念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做總串聯，這就形成了人們所說“毛主義的新傳統”。
問：您從80年代開始研究毛澤東及相關著作，這么多年您有什么心得體會跟我們分享嗎？
蕭延中：譯介國外毛澤東研究著述的工作，我們已經進行10多年了。今年精裝本的《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已出版了10卷。目前已經翻譯完畢，在做最后審批的著作也已有7、8卷了。我們爭取最終以20卷的規模，完成這套《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的譯介工作。
我們的基本構想是：由于毛澤東對現代中國之思想、制度和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也由于他對建構20世紀國際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建樹，數十年來，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體系的研究己經成為一個具有長久意義的學術領域。毛澤東不僅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盡管、國外的毛澤東研究在理論目標、分析方式、社會功能和學術立場等方面與國內存在差異，但在全球化的宏觀視角上，其研究成果，應當被看作整體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國內毛澤東研究一起，對這一學術領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基于這樣的一種視域和理解，我們精選翻譯一批經過歷史時間檢驗，具有較強理論價值和持久性影響，持論較為公允客觀，論說嚴謹縝密的名著。對于那些具有嚴肅治學精神和審慎推理論證的作品，即使與我們的學術觀點不盡一致，也在選擇范圍之例。其實，恰恰是由于知識結構和歷史背景不同，在國外學者觀念中的毛澤東，可以通過一個“他者”的鏡像，透視出我們中國人所沒有的論點和視域，這種不同于“我們”的毛澤東，可能將傳遞出某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從而在比較文化的框架中，啟發我們從更加寬闊的多視角理解毛澤東，進而解析當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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