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社我在網上查了一下，您最早談到文革是在回答德國漢學家蒂洛.迪芬巴赫博士采訪時，他問：“文化大革命時您在哪個地方、做什么？‘文革’對您有什么影響嗎？”您回答：“文化大革命談不上對我有什么影響。因為文革爆發時我還不到3歲。我出生于湖北省石首縣（今石首市）一個長江邊上的小村子，那里位于湖北省與湖南省交界，是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結合地帶。在我印象中，那場波及全國乃至影響全世界的運動似乎并沒有像后來許多控訴文革的小說描寫的那樣恐怖和悲慘，人們的日常生活跟以前也沒有什么不同，照樣忙于春種秋收和各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過著一種忙碌而又平靜的田園生活。當然，大人們參加各種政治學習的機會比過去多起來了，我記得，那時候的游行活動比較頻繁，許多農民（那時稱‘社員’）和中小學生排成長蛇般的隊伍，沿著鄉村小路邐迤而行，一邊高呼口號，臉上掛著興奮和激動的表情。我們這些小孩子站在路邊，像看戲一樣，也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喜悅，覺得比過年還要熱鬧。這種心情大概跟你們西方小孩子過狂歡節時差不多吧！當然，這只是一個鄉村孩子的模糊印象，不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總體描述，更不是評價……”
劉繼明迪芬巴赫博士來訪是2004年吧，我對他談的只是一種個人記憶，感性遠遠大于理性。那時候，我的思想還沒有擺脫自由主義的影響，對文革也談不上什么認識。
狂飆社您第二次寫到文革是在《回眸五七干?！芬晃闹?，這篇文章發表于2006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志，您以“五七”干校為例，從思想史角度，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思想脈絡進行了梳理。其中您談到：“同樣作為思想家的托爾斯泰、甘地和毛澤東，雖然他們都對資本主義體系之下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人類境遇倍感失望和深惡痛絕，但各自選擇的反抗途徑卻是南轅北轍的。托翁和甘地主張通過內心的宗教反省，以根除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從而逐步改善世界的生存狀況，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畢生追求的是在改造主觀世界的同時，改造客觀世界，醉心于通過急風暴雨、轟轟烈烈的階級斗爭，來打造出一個‘寰球同此涼熱’的大同理想世界。即便他們各自創立的‘五七’干校和真理靜修院、托爾斯泰墾殖隊，在‘改造’方式的差別上也迥然有別。真理靜修院和托爾斯泰墾殖隊的學員或參加者，是由創立者招募或自發成立的一批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前提是自覺自愿；而‘五七’干校是由發起者利用國家權威動員和強制‘安排’的結果，當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主動報名，甚至還有人因自己到‘干校’學習和鍛煉的申請沒能獲得批準而痛哭流涕，大多數人則是出于政治壓力被迫參加的，帶有相當程度的懲誡成分……”
劉繼明寫這篇文章時正值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當時，我正處在一種艱難的思想轉型階段，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能在這篇文章中找到痕跡，例如，我一面肯定毛澤東通過“五七”干校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理想，一面又對這種強制改造的形式提出了質疑：“即便再偉大的真理，也不能強迫人去接受，神也沒有這個權力，否則就可能導致對個體權利的侵犯。這也是甘地和托爾斯泰終身信奉‘非暴力抗惡’的原因，也是真理靜修院和托爾斯泰墾殖隊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毛澤東的‘五七’干校顯然沒有遵循或者僭越了這個原則。他動用了即使神也不輕易動用的權柄，強迫人們進行思想改造。即便再偉大的真理，也不能強迫人去接受，神也沒有這個權力，否則就可能導致對個體權利的侵犯……”可見，我的思想有點像一鍋夾生飯，處于左右搖擺的狀態，所以對文革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很難有透徹的認知。
狂飆社您對文革形成“透徹的認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劉繼明應該是2010年前后。2010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我在新西蘭訪學，從奧克蘭大學圖書館借閱了一批關于文革的書籍，主要是文革親歷者撰寫的紀實作品。如《內蒙古文革風云》《湖南文革紀實》等等。這之前，我對文革的認識都是從國內主流出版物和傷痕文學中了解的，在“全盤否定”的政治定性背景下，這批海外文革紀實作品使我第一次走進了文革發生直至結束的歷史現場。我在震驚、震撼之余，對這場深刻影響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的政治運動產生了進一步探究的愿望。正是這段時間，我不僅閱讀了大量與文革有關的文章和書籍，還與一些作家同行進行交流，其中如韓少功，印象中，我跟他討論文革問題的郵件就不下十次。
狂飆社能否具體談談你們的交流呢？
劉繼明韓少功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作家，撰寫過大量有影響的思想隨筆。我在海南時就與他相識，對他一直很敬重。在我印象中，韓少功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早對文革進行“再反思”的，他曾經為文革親歷者陳益南所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寫過一篇序，談到“文革為何結束”的問題，他說：“文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1966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利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據，反復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厥幹秶H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墻，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在中國主流的文革敘述一邊倒的控訴和妖魔化背景下，韓少功這些觀點顯然有一種“為文革辯護”的意味，盡管在某些方面他有所保留。
狂飆社曹征路老師對韓少功老師的觀點有不同意見，寫了一篇《也談文革為何結束》，認為韓少功將文革結束的原因之一歸結為“新思潮的產生”和“舊營壘的復辟”站不住腳。他說：“文革發生時韓少功年紀尚小，對歷史過程了解得比較粗糙，所以他理念判斷多于事實判斷，邏輯指認大于歷史指認，人云亦云又過于草率。我當然不是說沒有親身經歷就不能發言，事實上作為個體是不可能親身經歷所有歷史過程的，但既然要發言至少要把基本事實搞清楚……文革為何結束?首先應該回答文革是怎么結束的。這在不同的人群，客觀感受是不一樣的。那么韓少功為什么還要提出‘為何結束’呢?因為他想反證結束的必然性合理性。他指出了思想政治層面的兩條原因，一是新思潮的誕生，二是舊營壘的恢復。他是想說，民意如此，官意也如此，以證明自己與主流宣傳大體一致，口徑不同而已。反極權，是他的理念內核。他認為只要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種種弊端，就可以準確有力地批判文革了。問題在于，他說的新思潮不過是100多年前的啟蒙舊貨，他說的舊營壘也正是文革的政策之一(團結兩個95%)，而他忽略掉的恰恰是真實的歷史過程，如此反思怎么能說服人?”您怎么看這種觀點？
劉繼明曹征路也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雖然他倆比我年長，但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友人。我覺得，他們在“文革為何結束”這個問題上之所以產生分歧，很大程度上跟他倆的身份和立場有關。韓是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和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一直站在新時期文學的主流和潮頭，而否定文革始終是貫穿改開四十多年中國文學的一條主線，這種身份決定了韓對文革的“再反思”是有限度的，但在中國主流的文革敘述一邊倒的控訴和妖魔化背景下，他能為文革進行有限度的辯護，已屬不易。曹征路跟韓少功不同，作為中國新左翼文學和底層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他已經擺脫了那批以否定和抹黑文革為使命的傷痕文學的影響，無論是作為文革親歷者，還是左翼作家，都決定了曹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已經站到了新的歷史高度，因而，他對文革的“再反思”不像韓那樣左顧右盼，拖泥帶水，而是干凈利索、旗幟鮮明、切中要害，例如：“關于文革的研究，官方‘宜粗不宜細’的政策事實證明是成功的。因為細了，每一階段的是非曲直旁觀者不難分辨。比如：文革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運動初期為什么要向大中專學校派工作組?為什么要對知識分子大規模批判?紅衛兵的暴力行為究竟發生在哪些人身上?這些工作組究竟在全國抓了多少小反革命小右派?學生為什么要造反?‘動亂’究竟是怎么發生的?文革結束時為什么要單獨給‘聯動’平反卻否定紅衛兵的整體?這些疑問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的因果鏈條，它的答案其實都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要不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貫穿文革全過程的一條主線，每一階段發生的故事都與這條主線相關。今天圍繞文革發生的爭論、圍繞改革發生的爭論依然與此相關：即中國要不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文革研究的話語權爭奪也同樣與此相關：中國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問題的爭論放在世界歷史的大邏輯中就看得更加清楚：它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避免國家滅亡的繼續;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冷戰的繼續;是國際資本侵略殖民瓜分世界的繼續;是文明或野蠻兩種社會制度較量的繼續;是普通老百姓兩種命運前途選擇的繼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實踐是個世界性命題……”這些觀點不僅在當時，即便在今天也如同空谷足音，具有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的意義。
狂飆社曹征路老師有一部長篇小說《民主課》是寫文革的，沒有在大陸出版，是在臺灣和韓國出版的，您看過嗎，怎么評價這個小說？
劉繼明《民主課》我不僅讀過，還在我主編的《天下》雜志選載過。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反映文革最出色、也是最深刻的一部長篇小說。這之前，王安憶也寫過一部反映文革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2008年，我曾經在上海“城市文學講壇”演講時，專門談到過?！秵⒚蓵r代》寫文革期間幾個青年人的生活狀態，出來后評論界反響好像比較冷淡，褒貶不一。有人批評說太概念化，像一篇論文，敘述也太枯燥、瑣碎，情節性不強，閱讀時有障礙。但我讀的時候沒有感覺到任何障礙，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枯燥的。我覺得不僅在王安憶個人的創作中，而且在近幾年的長篇小說中，這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為什么這樣說呢？寫文革的小說如果從80年代到現在，多得恐怕不計其數了，但絕大多數還是停留在政治控訴和人道主義的層面，不外乎打砸搶，政治迫害，暴力，好人壞人，好像所有人都瘋掉了，余華的《兄弟》上部也是寫文革的，沿襲的依然是這種模式。但《啟蒙時代》突破了這種模式，王安憶把文革的政治大情節推到了后面，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讓幾個中學生作為主角，在前臺活動，一幫青年人討論哲學，政治學，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像波西米亞人那樣在城市里四處游走，尋找自己的思想知音。他們那種青春期的躁動、迷亂，理想，以及萌動發育的身體和情欲，都成為了小說敘述的主要內容。這樣就避免了正面評價文革。我記得80年代后期，評論家黃子平到武漢大學講學，談到文革時說：“要想真正客觀地評價文革，恐怕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王安憶無疑是清楚文革這種復雜性的，所以她明智地回避了，她這樣做使小說在意義層面上顯得曖昧和猶疑不定，從而喪失了應有的思想鋒芒，這可能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但也讓《啟蒙時代》呈現出了有別于許多寫文革的小說沒有過的的想象空間，讓我們看到了已經成為定見的文革生活的另外一個層面，極大地拓寬和豐富了當代讀者對那個時代的認識。這是《啟蒙時代》的一個貢獻，但這種貢獻屬于“過渡”的性質，到了曹征路的《民主課》，寫文革的小說才出現革命性的變化。
相對于《啟蒙時代》，曹征路的《民主課》在多方面呈現出“劃時代”的意義。學者老田認為，《民主課》被書寫出來，是中國文壇一個革命性的“造反”事件：“文革有那么多的知情者和親歷者，但是，文學形象的造假(也就是著名的‘傷痕文學’)則持續了三十年，這件事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間都很有點反常。知情者眾多但是造假者同樣眾多而且長期堅持不懈，這件古怪事情大違常理，顯然，背后肯定有著力量和利益的推動，要么是有權有勢的人不讓人說真話，要么是說假話能夠獲得巨大的利益結果成為一股潮流，或者兼而有之。”從嚴海蓉對曹征路的訪談中我們得知，曹是在退休之后才寫了這部小說。老田認為，“退休大大地弱化了來自體制中間那些強有力的束縛，這大概是曹先生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寫出《民主課》的原因。畢竟曹先生是文革的親歷者，他很長時間并沒有產生文革寫作的愿望，而且曹先生自承是1995年就已經產生了新的思想，但是，這個新思想在16年之后才開花結果，孕育期長的有些離譜。我上網查了一下，今天在中國文壇中間掌握話語權和行政權力的人，多數是‘傷痕文學’的出身，只要一想到跟這群龐然大物說不同的意見寫不同的文學形象，對于無權無勢的人說肯定有點心虛，曹先生能夠在退休之后寫出《民主課》，也算是膽子不小。”
老田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民主課》寫于2011年而不是1995年？因為1995年還是傷痕文學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掌控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年代，2011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已經浮出水面，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社會文化思潮呈現出日益多元化的局面，對此，我在前不久寫的《思想簡史：一個時代的蛻變（2001-2021）》一文中做過具體的描述。那個時期，不僅出現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論爭，關于文革的討論在網上也很熱鬧，甚至可以說風起云涌，《民主課》的出現同這種狀況大概也不無關系（王安憶《啟蒙時代》也是如此）?！睹裰髡n》在韓國出版后，曹征路應邀訪問韓國，談到他為什么要寫這部小說時說：“為什么要寫《民主課》?因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發生在50年前的群眾性運動，是目前中國知識界最敏感也是最熱門的話題，因為中國已經來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當下中國的很多思想爭論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關。能不能科學地認識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不但關系到中國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經關系到政權的合法性和中國的主權獨立了。中國為什么會發生革命?中國的文革有沒有合理性必然性?紅衛兵運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研究的人很多，結論也五花八門。作為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我要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告訴世人真相是什么。簡單的一句話：‘文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句話是寫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也是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實際情況，是貫穿文革的一條基本線索?，F在很多的‘文革’研究者回避或者故意隱瞞這個核心問題，離開這條主線，把文革的歷史過程碎片化，怎么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中國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有沒有‘走資派’?了解當今中國情況的人是不難做出判斷的。貧富分化，資本橫行，精神糜爛，環境破壞，社會潰敗，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否認的客觀現實……”
曹征路的話代表了近年來民間知識界對文革的普遍認知，道出了他寫《民主課》的真正動機及其和《啟蒙時代》之間的區別，也說出了《啟蒙時代》為何能被主流文學界接納，而《民主課》連正常發表與出版的權利都被剝奪的奧秘。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近年來，官方和主流意識形態，對文革的評價也在發生悄悄的變化，例如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和中小學歷史教材，都把以前單獨成章的“十年文革”列入“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之中，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并大篇幅陳述了“十年文革”中取得的“兩彈一星”“雜交水稻”“大三線”等諸多“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這對于長期以來對文革極盡抹黑和妖魔化的主流敘述，堪稱是一個不小的變化。以前主流知識精英們一提起文革總是把“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掛在嘴邊，而據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研究發現，曾經被普遍認為經濟停滯的毛時代和十年文革期間，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其實僅次于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幾個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遠遠高出同一時期的印度。因此，新出版的中共簡史和中小學歷史教材對文革的部分改動，顯然具有一定的“正本清源”的意義。正因為如此，迎來了極右派公知和境外反華反共媒體的攻擊，污蔑是“文革復辟”“極左回潮”。
狂飆社但在主流宣傳領域，包括文藝創作和網絡上，文革仍然是一個禁區，如果發表與中央關于文革正式決議不一致的觀點，往往會面臨一定的政治風險。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劉繼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何況，對文革的定性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的，社會對文革的“再反思”形成新的共識，可能也需要同樣的形式。在這點上，似乎也出現了一些積極信號，比如慶祝建黨百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全黨掀起學習黨史教育活動時提出要“正本清源”，這使我想起了粉碎四人幫后的口號“撥亂反正”，它們在詞義上屬于近義詞或同義詞，因此不能不讓人產生某種聯想。再加上將于今年十一月召開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對建黨百年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進行總結，也不能不使人聯想到1945年和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的兩次重要歷史決議。1945年的歷史決議，系統清算了以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正式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成熟的重要標志；1981年的歷史決議系統總結了建國后“左”和右的歷史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文革進行了全盤否定。今天距1981年的歷史決議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年，改革開放也已過去了四十多年，無論從時間維度上，還是從社會實踐的角度看，做出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條件似乎都已經成熟了。
狂飆社您認為即將召開的六中全會可能對文革進行新的評價嗎？
狂飆社最近，您在新浪微博上連載的小說《多余的人》，引起了網友關注。能否介紹一下《多余的人》的創作情況？
劉繼明《多余的人》是我與沙黑合作的一部長篇小說，敘述了主人公郁平從抗戰時期一直到文革結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命運沉浮。這部作品最早是沙黑先生根據真實經歷撰寫的小說《冤家》，分為《狹路》《力盡》《終結》三部，計約百萬字左右。去年下半年，沙黑先生經人介紹，邀請我合作，對《冤家》從情節、結構、人物和語言等進行加工修改，以使作品“達到發表和出版水平”。其時，我剛寫完《人寰》第一部，讀完沙黑先生的稿子后，覺得《冤家》的主要人物郁平命運多舛，故事情節也頗為曲折，郁平在文革中的經歷完整呈現了小城文革的全過程，具有一種詩與思的品格。當然，稿子的缺點和不足也較為明顯，或許是囿于真實事件，作品在描寫主人公遭遇和小城文革風云起伏之間，時常顧此失彼，出現敘述上的裂縫，一些人物對話過于冗長，與身份和個性不大吻合，影響了整部作品的敘述節奏，此外，對小城文革進程的敘述，也由于被事件裹挾、牽引，使作品顯得比較蕪雜、枝蔓過多，等等。盡管如此，我覺得《冤家》如同一顆被泥沙包裹著的璞玉，具備了一部優秀長篇小說的基礎和條件，特別是作品對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所蘊藏的復雜歷史原因和人性內涵，進行了理性深入的反思，與四十年來傷痕文學反映文革時普遍采取的控訴和妖魔化態度大相徑庭，這正好跟我的興趣和立場相吻合，也促使我接受了合作的邀請。
狂飆社您剛才說，《冤家》有一百萬字左右，而現在的《多余的人》不到四十萬字，比原稿減少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由此可見，您對《冤家》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寫，能否具體談談？
劉繼明改寫也好，再創作也好，當然不只是局部的修改和篇幅上的刪減。為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題的需要，除了對原稿去粗取細，去蕪存真，我還對部分情節進行了改寫，并增寫了一些內容和情節，例如郁平青年時期投靠新四軍文化干校前后讀《共產黨宣言》，以及文革結束后直到晚年郁平的心理變化等等。
狂飆社您認為同原來的《冤家》相比，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部《多余的人》，稱得上是一部“優秀長篇小說”嗎？
劉繼明對于《多余的人》，不應該由我或沙黑先生評價，應該交給讀者乃至時間去評價。而且我覺得，如果《多余的人》真的達到了“優秀長篇小說”的標準，首先應該歸功于《冤家》的作者沙黒先生。從按照雙方意愿開始合作至今，我們除了文字聯系，至今還未見過面，所以，我要借這個機會向沙黑先生表達敬意?！对┘摇分械牟簧偾楣澥殖錾?，如喬麗在農場給郁平的那些信，寫得真切生動，感人至深，仿佛音樂中的華彩段落，我一個字都舍不得動，幾乎全盤保留了下來?！抖嘤嗟娜恕返耐瓿蛇^程，雖然耗去了我不少精力和時間，卻也使我對文革獲得了一次重新思考的機會，如同打開一扇生銹的鐵門，穿越時光隧道，到那個風云激蕩的時代走了一趟。
狂飆社《多余的人》正式出版前，為什么不像您以前的作品那樣，先在文學雜志上發表，而是在網上連載呢？
劉繼明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寫文革的作品現在屬于“敏感題材”，各雜志社和出版社有專門的審查機制和規定，曹征路的《民主課》至今未在國內出版就是典型的一例，像《多余的人》這樣正面敘述和思考文革，更是幾無可能發表和出版；二是我想在傳統和主流文化生產體制之外，在文學作品與讀者之間建立一條新的通道。在我看來，主流文學生產機制已經跟歷史嚴重脫節，空間越來越窄化，從歷史虛無主義的盡頭走到了歷史犬儒主義的盡頭，喪失了文學作為一種“思想形式”應該具備的鋒芒和能力，現行的作協體制，除了豢養一批思想上的懶漢和精致利己主義者，非但對文學無益，反而成了影響新的文學力量生長的“腸梗阻”。正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新的文學，“屬于別一個世界”，必須從這種散發著枯朽和腐敗氣息的空間掙脫出來，另尋出路。自然，這條路是布滿泥濘和荊棘的，但“世上本無所謂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狂飆社最近，您的微博被禁言半個月，也跟連載《多余的人》有關嗎？
劉繼明應該有關。因為在這之前，湖北省有關部門要求我停止連載《多余的人》，在我明確拒絕，并公開質疑和批評該部門行為涉嫌“越權”之后，我的微博就被禁言了。
狂飆社這跟您前面所說主流意識形態對文革的評價出現了某種“變化”似乎有沖突。
狂飆社 公知們說，現在除了一部分中老年和“極左”，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都很反感或不感興趣。是這樣嗎？
劉繼明 這種說法如果不昰出于無知，就是心懷叵測?？陀^公正地評價文革，是一項歷史債務，欠債時間越久，國家和民族承受的負荷就越重，更不僅僅是我和韓少功、曹征路、沙黑等正在或已經老去的一代人關注的問題，而是吸引了越來越多青年人的目光。前幾天從B站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寫道：
“教員晚年的拼死一搏，埋下了改變勞苦大眾命運的火種。
那是一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騰飛起步的歲月，
那是一個資本、權貴、買辦企圖聯手封存的歲月
那是一個精英恨之入骨的歲月
那是一個無產階級徹底改變命運的歲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據來自知乎的統計，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B站的注冊用戶高達1.8億，絕大多數為80、90和00后青年。
毫無疑問，他們正在成為新時代最活躍的思想群體。
這就昰中國的未來。
如果這還不能讓人懂得文革的意義，我再劇透一下《多余的人》里的一個故亊：
他們驕傲地相信自己的力量，
這種情感經常是致亂之途，
然而一個民族如果缺了它，
則其不配得到自由。
這幾句詩或許有點晦澀，卻不僅藏著理解法國大革命的鑰匙，也藏著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鑰匙，包含著人類如何走向未來的秘密。無論經歷過文革，還是沒有經歷過文革，肯定文革，還是反對文革，左派還是右派，都應該摒棄歷史恩怨和個人偏見，好好讀一讀。
202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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