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網絡上熱傳成都某學校烹飪專業學生接力食堂崗位，“打飯手不抖了，打的菜冒尖尖”的新聞：
據媒體報道，事發地為成都銀杏酒店管理學院（民辦本科院校），因學院食堂員工持黃碼無法入校，學校發起志愿倡議，該校酒店管理系烹飪專業45名同學及來自各系的86名志愿者同學共計131人主動擔任了志愿服務工作，臨時“頂崗”挑起了食堂員工的大梁。目前，食堂員工們已回到崗位，一切恢復正常?！ ?/p>
現場并沒有因為“隊伍龐大”而混亂，后廚、出餐、打餐，每個步驟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同學們刀工精巧，打菜時下手穩準，形象氣質專業，就連用餐的同學們都沒有一下認出平時很熟悉的同學們，只是驚呼：“今天飯菜分量真足！” 據同學們反應，飯菜的分量不僅足，而且色香味俱佳。
成都另一所高校成都理工大學也因為“封校”出現了相似的一幕：因為防控要求，該校三萬師生臨時采取配餐制，學生在宿舍線上上課、自習，全體教職工老少齊動員，在上完課之后志愿擔負起了從菜品的初加工、烹制菜肴、裝打包盒到送餐的工作?！ ?/p>
成都銀杏酒店管理學院的這一幕雖然只持續了短短一天，卻被很多高校學生和家長廣泛傳頌，原因無他，實在是同學們“苦食堂久矣”：“菜品差”、“打飯的阿姨總是手抖”……
不僅如此，飯菜價格也在不斷上漲。食材成本上漲固然是漲價的因素之一，但高校食堂越來越脫離以前公有制下“為人民服務”事業性質，轉而追求盈利沖動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筆者的母校因為大人物去過一趟的原因，將“五毛錢雞蛋”保持了多年，但早已實行“限購兩個”的措施。
在教育產業化的過程中，就連很多公立學校的食堂都采用了第三方企業服務外包模式，漲價是一個方面，服務差、不衛生等等問題層出不窮，前幾天還網傳河北臨漳縣5名學生家長因反映學校食堂問題被刑事拘留的事件。
2019年12月，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五個部門聯合發布了通知，要求學校食堂要堅持公益性、非盈利性原則，只能由學校自辦自管，不得對外承包或委托經營。但這一要求主要針對的是公辦中小學，高校以及很多民辦學校仍然采用食堂外包經營的方式。
那些從事學校食堂經營的資本家顯然不是去“學雷鋒”的，必然還是會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營利的手段就是一方面盡可能不斷提高價格，形成壟斷（去年以來病毒肆虐很多學校都出現了驅趕外賣的現象），另一方面不斷壓低成本，包括采購質次價廉的食材，要求打飯阿姨掌握“手抖”技巧?！ ?/p>
今年9月華中農大食堂菜價曾引發巨大爭議
不過，菜品差、分量不足的真正根源當然不在這些食堂員工身上，這不過是食堂老板的“要求”；而他們很多甚至還是臨時工，老板盡量雇傭更少的員工做更多的事，工資低且工作負擔極其繁重。
成都銀杏酒店管理學院烹飪專業的學生對媒體講，“這是烹飪班每一個學生之后都會經歷的事情，這場‘實踐’鍛煉了我們的能力。不過，一天干下來大家還是覺得很累，食堂的叔叔阿姨們要比我們辛苦很多，大家應該感謝他們，而不是我們。”這段話講得還是非常中肯的。
反觀這一次成都銀杏酒店管理學院學生短暫的食堂“頂崗”事件，“廚師”用心做飯，出餐人員足量打飯，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和諧”。之所以能夠如此，其原因就是學院按照“戰時共產主義”的做法，臨時讓學生接管了食堂，志愿服務的學生與食堂之間不是以前的雇傭勞動關系，吃飯的學生與食堂之間也不再是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這不啻為一次小規模的短暫的“共產主義試驗”。
而普遍存在的食堂老板對食堂員工的殘酷壓榨以及食堂對學生的奸商行為，其真正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及商品交換關系。
這樣的和諧關系也出現在了去年武漢最緊張的時刻。方艙醫院里傳出的歡聲笑語，讓久違了四十多年的醫生與患者一家親的場景又再次呈現了出來，醫生是懷著參加舉國抗疫戰爭的崇高目標參戰的，而患者享受到的是全免費的治療，雙方已經不再是“買賣關系”?！ ?/p>
這樣的事例恰恰說明：共產主義的確是美好的，那些關于“大鍋飯養懶漢”的指責完全是污蔑，人并不是天生自私的，人的私心不過是產生于私有制的土壤；共產主義也并非遙不可及的，關鍵的問題就在于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當然，那些資本家的乏走狗必然會說，頂崗的烹飪專業的學生不計成本，還有人調侃“食堂員工再不變綠碼食堂就要黃了”，“免費醫療”會造成巨大的浪費。
這里首先還要舉成都的例子。2018年，成都電子科大“買”了31噸土豆，食堂“特供”18道土豆宴，價格不貴還很可口。而這31噸土豆并不是通過蔬菜市場買來的，而是從電子科大的定點幫扶貧困村——康定市甲根壩鄉亞弄村直接運送而來。學校食堂降低了采購成本，農民也得到了實惠，學生享受到了福利。學生和農民都成了受益者，而食堂并未增加什么成本，其根源就在于這是一次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而非商品交換，是一次“逆市場化”的舉動?！ ?/p>
這其實也回答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共產主義制度的社會性問題。局部的“共產主義小社區”只能是“空想社會主義”，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依賴整個社會生產資料占有制和生產方式的變革。
另一個例子，我們來回顧一下陜西神木曾經的“全民免費醫療”。
11月7日下午，陜西神木市醫院的救援直升機一天兩次完成了免費的院前急救任務的新聞引發熱議。神木兩名村民受傷，情況危急，但大雪天氣影響道路受阻，鎮衛生院又不具備手術條件。平時三五個小時的車程，救援直升機僅用26分鐘便將患者免費送往醫院，為患者贏得了寶貴的救治時間?！ ?/p>
而比這兩起免費的院前救援更神奇的是神木曾經一度引人矚目的“全民免費醫療”。
2009年時任神木縣委書記的郭寶成，石破天驚地推出“全民免費醫療”。此舉立即被人質疑全國其他地區沒神木有錢，模式不可復制，神木免費醫療難以為繼，而郭寶成卻輕松地回應：“免費醫療的投入，不過是一個縣少蓋半座樓，少修半條路的事。”
事實也正是這樣，神木的免費醫療在一片爭議中開始了，實施一年的結果是“全縣居民人均補貼400元左右”、“年財政收入的40多億元中只投入了1.5億元”，當時全國其他地方普遍出現的醫患矛盾也在神木消失。實際上只要有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配套，免費醫療的實施并不會導致病人往大醫院擁堵以及醫療資源的浪費。
如郭寶成所說，“如果算經濟賬的話，政府其實是賺了一大筆”，因為“民生是高回報的投資”，“唯一吃虧的是收紅包的醫生”，實際上吃虧更大的是依附在醫藥、醫療體系上的各路大大小小的“吸血鬼”，神木醫改讓醫藥分家的做法，用當時那些醫療行業的資本家的指責說法就是“不利于醫藥產業發展”——不利于資本的事，反而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這不是很諷刺嗎？而當時神木實行的不僅僅有免費醫療，還有免費教育。
然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2011年，55歲的縣委書記郭寶成被免職，調任榆林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p>
神木醫療模式難以持續的質疑隨著郭寶成的去職到達頂峰。而真正讓神木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遭遇巨大困境的是繼任者雷正西（已于今年7月落馬）任上在神木泛濫的民間集資。神木此前依托煤炭經濟起飛，躍為全國百強縣。民間集資逐步發展起來，大量資本炒作煤礦、房產和黃金行業。但當2012年以后煤炭價格下跌，相關市場也隨之走向崩塌，由此造成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的攀升，公共財政吃緊。算起來，這筆帳跟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的實施沒有任何關系。
2013年7月，雷正西離職的消息引發了群眾集會挽留，這正是基于“神木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都會被取消”的擔憂；事實上，兩年前前任縣委書記郭寶成調離時，神木人就已經深情挽留，有人發帖，“老郭不能走，我們堅決不讓他走……一定讓難得的好父母官留下。”
“兩免”政策已經成了神木的民心，當地官員形成了一個共識，“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自己任上挨老百姓罵呢。”
事實上，郭寶成的全民免費醫療也并非完全免費，是在老百姓只承擔400元的起付線之后，診療費、藥費、住院費全額報銷，這個報銷標準遠遠高于全國其他地方。
后來神木逐步提高了報銷起付線額度；農民和城鎮居民的醫?；I資也逐漸與省市以及全國其他地方同步上調。隨著全國范圍醫保報銷比例的上調，到今天“神木免費醫療”反而已經沒有那么突出了。
但石破天驚的“神木免費醫療”影響仍然是深遠的，對神木本身而言，除了讓普通老百姓享受到了福利，還有神木公立醫院的大發展（神木醫改之前主要的醫療資源集中于幾家私立醫院），對全國其他地方而言，神木“免費醫療”給周邊縣市以及全國其他地方施加了道義和民心壓力，倒逼他們紛紛上調醫保報銷比例。醫患關系在近幾年大大緩和，不能不說其中有神木的一份很大的功勞。
無論是成都銀杏酒店管理學院烹飪專業的學生頂崗，還是電子科大的扶貧土豆宴，又或是神木曾經的“全民免費醫療”，其實不過都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對產業化、市場化的逆操作，盡管它們都是局部的、短暫的，但至少說明這樣的美好事物并非遙不可及的，也能佐證毛澤東時代的“和諧社會”的確是真實存在過的。
溫鐵軍教授在一次講座中講到了華西村、南街村的例子，這樣的集體主義經濟村莊實際上已經有了縣級市的規模，但卻沒有“疊床架屋”的臃腫的權力機構，僅僅依靠一個村黨委以及群眾的自治就實現了小社會的運行，這是非常高效的，但沒有任何一個現代管理學家去認真研究過它們。實際上，它們也不過是從集體經濟向全民所有制經濟過渡的雛形，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巨大優越性的初步體現。
筆者一位曾經是國企工人身份的朋友，組織他們小區六千戶居民趕走了原來物業公司，讓賦閑在家的居民自組起了完全公益性質的物業服務班子，所有的小區事務由小區全體居民民主決議，最后居民享受到了更優質的物業服務，因為公共區域廣告收益，居民甚至還能分紅；而據筆者了解，這樣的例子在全國還非常多。
這些鮮活的例子無非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美好的，也并非遙不可及，她需要我們每個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為之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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