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東洋史學與殖民擴張政策并轡而行，通過一系列文獻研究與考古發掘活動，制造“滿鮮一體論”、“日鮮同祖論”等歷史虛像，建構所謂“日滿一體”的“歷史依據”，實是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
在近代日本，東洋史學是一個特殊的流派，研究對象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史，內容幾乎涵蓋所有文化層面。該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白鳥庫吉、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騭藏、池內宏、稻葉巖吉等。1908年，在“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下，“滿鐵”成立了“歷史地理調查部”，吸納了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這批史學家投身政治，為日本的殖民侵略政策服務，先后提出了“滿鮮不可分”、“日鮮同祖”等“滿鮮史觀”，試圖從史學的角度證明“滿鮮一體”，為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提供“合法”的歷史依據。以白鳥庫吉等人為代表的這批史學家，從表面上看是研究歷史的學者，實則與日本殖民主義沆瀣一氣，是日本侵略擴張理論的制造者。二戰結束后，帶有殖民侵略色彩的東洋史學走向消沉，部分觀點遭到批判。然而近年來，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活躍，東洋史學研究中的一些觀點殘渣泛起，這一動向應引起我們的警惕。
“滿鮮不可分”、“日鮮同祖”論為殖民侵略張目
日俄戰爭前后，“滿洲乃日本帝國之生命線”的觀點在日本各界甚囂塵上。戰爭結束后，日本占領自長春到旅順的“南滿”鐵路附屬地，設置關東軍，經略“滿洲”，圖謀吞并朝鮮。1908年，“滿鐵”總裁后藤新平授意招納一批史學家，成立以“滿洲”、朝鮮半島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地理調查部”，開展“國策”研究。以此為開端，在白鳥庫吉、池內宏、津田左右吉、稻葉巖吉等人的精心打造下，強調“滿鮮不可分”等核心觀點的“滿鮮史觀”漸趨成形。
所謂“滿鮮史觀”，就是一方面將“滿洲”與朝鮮半島的歷史強行“一體化”，夸大“滿洲”與朝鮮的歷史同源程度；另一方面突出“滿洲”與中原地區之間的人種和文化差異。“滿鮮史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從其概念生成到理論體系建立，歷經二十余年。
白鳥庫吉是“滿鮮史”的首倡者，1914年他在《文祿慶長之役》一書的序言中，首次使用“滿鮮史”一詞。隨后在白鳥庫吉及池內宏開設的課程中也相繼出現了“滿鮮史”的字樣。櫻澤亞伊坦稱，白鳥庫吉使用“滿鮮史”一詞就是為了突出“滿洲”與朝鮮的關系。池內宏、和田清、津田左右吉等人合編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聲稱，“滿洲”的歷史發展獨立于中原地區，“滿鮮”之間的文化與經貿聯系程度也遠遠大于“滿洲”與中原地區的聯系程度。不難看出，白鳥、池內等人將“滿洲”與朝鮮并稱，把“滿洲”地區從中國整體發展的歷程中剝離出來，夸大“滿洲”與朝鮮半島的歷史聯系，無非是為日本吞并朝鮮之后，進而謀求“滿洲”提供所謂“歷史依據”。
在白鳥、池內等人的基礎上，稻葉巖吉進一步發展了“滿鮮史觀”。稻葉師承內藤湖南，主攻清史、中國東北史和朝鮮史。1909年，他入職“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愈加專注于“滿鮮史”研究。1922年，稻葉發表《滿鮮不可分的歷史考察》一文，從民族、歷史與經濟三方面論證“滿鮮民族”的同源性。1927年，稻葉在論文中，用“檀君神話”統合高句麗、百濟與新羅三國歷史，強調“滿鮮一體”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在《滿洲發達史》《滿洲國史通論》等著作中，稻葉將中原王朝視為“滿洲”民族的壓迫者，而日本則是“解放者”。在《新東亞建設與史觀》一書中，稻葉認為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為“滿洲”民族崛起創造了絕佳的歷史契機。概括起來看，稻葉“滿鮮史觀”的主要論點包括：將高句麗史視為“滿鮮同祖論”的支點；強調地域與經濟聯系，論證“滿鮮一體”；突出“滿洲”的獨立性，切斷“滿洲”與中原的客觀歷史聯系。凡此種種，道出恣意捏造歷史，為日本侵略“滿洲”預作鋪墊的真相。
在建構“滿鮮同祖”論的同時，這些日本學者以所謂“科學手段”建構“日鮮同祖”論，為其論證吞并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合法性”的“證據鏈”補上最后一環。“日鮮同祖”的觀點發軔于江戶幕府時代，新井白石提出日本先祖來源于朝鮮半島的馬韓。幕末以后，“日鮮同祖”與“征韓論”相配合，進一步發酵。明治以后，坪井正五郎及其門生鳥居龍藏，從人類學角度出發，認為朝鮮半島是日本民族人口的一大來源，論證“日鮮同宗同祖”。金澤莊三郎撰寫《日韓兩國語同系論》和《日韓同祖論》，從語言學角度論證朝鮮語是日語的一個分支，并且與琉球方言關系密切。應該說，東洋史學的部分觀點，如日本民族組成說、日語與朝鮮語同系說，具有一定的學術依據，但將這些學術觀點用來論證“日鮮同祖”，則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喜田貞吉在《日鮮兩民族同源論》一文中表示，這么做是為了消解“三一運動”后朝鮮的抗日情緒，論證“日本‘合并’韓國并非異民族的結合”。旗田巍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日鮮同祖論”強調兩民族的親緣關系只是一個幌子，其目的就是使日本并吞朝鮮的行為“合法化”。
與日本“并韓吞滿”的侵略行徑相配合，一些東洋史學家以學術研究為名，相繼提出“滿鮮一體”論與“日鮮同祖”論，其根本目的是為日本吞并朝鮮、進占“滿洲”張目。后來的歷史走向也表明，日本的殖民擴張軌跡與東洋史學的學術軌跡交織前行——1910年日本促成“日韓合并”，1932年日本扶植成立偽滿洲國，將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置于其殖民統治之下。
考古盜挖為侵略中國東北制造依據
“滿洲國”成立后，偽滿政府與日本政府不斷宣揚以“日滿一體”為核心的“建國精神”。論證“日滿一體”不僅是一項“學術”研究課題，更成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最為緊迫的政治任務。
“滿洲國”的建立，為東洋史學者開展預設立場與目的性明確的田野調查提供了現實條件。“滿洲國”成立之前，“日滿一體論”只能停留在“紙上”。“滿洲國”建立后，日本學者有機會將研究重心轉入考古領域。原田淑人等將歷史上的渤海國視為當時“滿洲國”的歷史根脈，期望通過對渤海遺址的發掘，還原有唐一代渤海國與日本的交流盛況，進而為“日滿親緣”與“日滿一體”的政治宣傳編織“合理”外衣?！ ?/p>
渤海國是古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政權，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圖為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 本文作者/ 供圖
在圍繞渤海國進行的一系列考古調查活動中，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成立于1927年的東京帝國大學，是一個有著深厚官方背景的學術組織。1933年6月，經日本外務省與偽滿政府批準，東亞考古學會在關東軍、“滿鐵”、日本駐偽滿領館等部門協助下，成立了“東京調查團”。該調查團由原田淑人擔任團長，池內宏、水野清一等資深東洋史學者和中國學者金毓黻等為主要成員，對渤海國東京城遺址展開為期十八天的考古發掘?？脊呕顒咏Y束后，調查團于東京上野“帝室博物館”舉辦了“渤海國首都出土遺品展覽會”。當時日本歷史學界以“第二個滿洲時代”高度評價此次發掘活動，東京主流報刊《大和新聞》也借此附議“日渤親善久矣”。原田淑人毫不掩飾此次調查活動的立場和目的，宣稱因渤海人與日本人相互歸化者甚眾，故此“日滿親善”絕非新說，而是證據充分的固有事實?？梢?，“東京調查團”以學術調查為名，根本目的則在于為“日滿一體”的謬說附言造勢。
1934年5月，調查團圍繞渤海東京城遺址展開二次調查。原田向日本外務省官員坪上貞二提出的申請理由是，“向國際學界介紹千年有余儼然獨立國存在之樣態”。所謂“獨立國”即渤海國。眾所周知，渤海國是古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政權，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歷史過程，都可謂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由此看來，原田以所謂考古學證據，將渤海國歷史從中國歷史中分割出來，從而為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地區提供“歷史依據”，已是明火執仗。就在這次調查活動中，調查團將發現的“和同開珎”日本古錢幣作為“日滿親善”的歷史物證大加宣揚。
1941年前后，日本又展開了第三次渤?？脊呕顒?，對象為渤海東京龍原府遺址（又名半拉城或八連城）。此次考古調查被寄予“滿洲建國周年紀念獻禮”的厚望。在關東軍琿春駐屯部隊的支持下，該部隊衛生軍曹（中士）齋藤甚兵衛團隊在此進行了考古發掘。齋藤甚兵衛，又名齋藤優（1910—1988），是日本考古學家，曾服役于鯖江步兵第36聯隊。在服役期間，他對我國半拉城遺址進行了“系統調查”，并寫有《半拉城及其史跡》。為何將考古地域擇選于此？據《新唐書》載，“穢貊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龍原，日本道也”。所謂“日本道”，意指渤海國使臣訪日的必經之地，由此出?？梢缘诌_日本本州的能登、加賀一帶。關東軍作為此次考古發掘的主角，將考古地址選在史料記載的“日本道”，時間上則選在“滿洲國建國十周年”之際，其政治目的可謂昭然若揭，分明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宣傳。此次考古活動只為打造歷史上“滿洲”地區與日本交流頻繁、聯系密切的形象，并以此論證“日滿親善”古已有之，為日本強化對偽滿的控制制造輿論。
東洋史學的反省很不徹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后，美國主導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造，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一些日本學者也對戰前的學術道路進行了批判。一方面，皇國史觀被大部分學者拋棄，為了與侵略戰爭劃清界限，學術界基本不再使用帶有侮辱性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將音讀詞匯“東亞”（東亜）改為訓讀詞匯“東亞”（東アジア），避免令人回想起“大東亞戰爭”、“大東亞共榮圈”。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者也對近代東洋史學進行了反省，分裂中國歷史的相關觀點遭到批判。如江上波夫、上田正昭監修的《如何思考東亞古代史》等著作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者建構的“日鮮同祖”論，助推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活動，并為之提供“合理”依據，戰后日本不應重犯歷史錯誤。他們同時指出，形成對東亞古代史的共同認識非常重要，深入討論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有助于加強相互理解、促進睦鄰友好。
但是，由于對戰爭罪責清算的不徹底性，強調戰前社會或體制合理性的史觀仍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這種傾向與戰后初期美國的倒退政策不無關系。正如酒井直樹所言，戰后日本作為美國盟友，雖然失去了殖民地，卻重新享受了“帝國”的待遇，再次躋身“富國俱樂部”。與“帝國迷夢”相伴隨，日本的殖民史觀仍死而不僵。經歷短暫沉寂后，“大東亞戰爭正名論”等右翼史觀沉渣泛起。1963年，素有“變色龍”之稱的日本右翼史家林房雄，在日本雜志《中央公論》上連載題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系列文章，為日本殖民朝鮮與中國東北詭辯。
20世紀80年代，日本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后，日本部分政客與右翼學界在歷史認知上實現了合流，美化乃至否認侵略歷史的右翼史觀自此又開始大行其道。1995年，由日本自民黨多位議員組成的“歷史討論委員會”編纂出版了《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其中收錄了包括中村粲、總山孝雄等在內的日本學者的文章。在關于中國東北的部分，中村粲罔顧事實，重拾戰前東洋史學派“滿洲非中國”的觀點，并進一步拋出“滿蒙獨立乃滿蒙人民心之所愿”等荒謬觀點。時至今日，“日本推進朝鮮近代化”、“滿洲非中國領土”、“日本解放亞洲”等近代東洋史學的錯誤論點仍在持續發酵。
龔自珍有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近代以來，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等一系列戰爭，在東亞占領了廣袤土地，攫取了大量財富，給被侵略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在日本全面實施大陸政策，特別是殖民中國東北之時，日本東洋史學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質言之，此一時期，日本東洋史學與殖民擴張政策并轡而行。東洋史學通過一系列所謂的文獻研究與考古發掘活動，制造了“滿鮮一體”、“日鮮同祖”等歷史虛像，建構了所謂“日滿一體”的“歷史依據”，其目的實是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
時至今日，除一些右翼學者外，大部分專業歷史學者已經不再公開堅持近代東洋史學那些帶有明顯侵略特征的“學術觀點”，但這并不意味著產生這些“學術觀點”的理論、視角、方法已經徹底退場，相反，它們仍然在日本乃至國際中國歷史學界“旅行”和衍化。比如“唐宋變革論”，“崖山之后無中國”說，“中國本部”、“內亞性”、“中華帝國”等概念，不僅這些概念、觀點、方法等與東洋史學有密切關聯，相關學者（主要是海外學者）也與白鳥庫吉等人存在或明或暗的學術淵源。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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