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與陳堅同志的文章商榷：陳文《黨史問答｜為什么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偉大創舉》附后。
在黨史學習中，怎樣總結改革開放史？經過四十年的實踐，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基本的事實，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產生于對傳統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的變革，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截然對立的部分，又有密不可分的部分。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分水嶺，在于勞動力能否作為商品。在勞動力雇傭化的條件下，四十年的事實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根據市場需求，消費資料就有機會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使雇傭者占有剩余勞動，按照生產地位，新生出資產階級，同時，優勝劣汰，實現資本自然集中和壟斷，這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承認勞動力在流通環節的商品性，同時堅持生產環節的主體性，通過生產資料各種形式的公有，組織共同的聯合生產和協作，共同處理支配剩余勞動，就可以以截然不同的生產目的和計劃性再生產，不以企業利潤為單一的衡量維度，而以消費者、企業、供應鏈、社會環境、勞動者等的權益的多維衡量為綜合目標，趨利避害，這樣，就在生產環節變革了雇傭勞動制，防止了以資本為中心帶來的市場經濟弊病。
變革雇傭勞動制，消除雇傭勞動觀念，是實現以客戶為中心的生產、創新目的的必要條件。這種變革，通過調整生產中的人際關系，例如在有些企業，通過淡化層級，優化分工，提高報酬，鼓勵主動勞動，形成局部的，階段性的員工主體，就組織起了有效率的勞動組合，就可以充分發揮各生產要素作用，形成高質量、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在勞動與資本、權力的關系上，從實質上變革雇傭勞動制，實現以勞動者為主體，維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基礎，趨近有效的公有制和自主聯合生產，從而防止宏觀上的兩極分化，需求不足；在吸收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及其相應的商品資源配置效率方面，一方面通過商品生產者的主體性，克服由于官僚主義和計劃工具落后導致的計劃經濟的僵硬問題，四十年來，我們在這一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用政府調控和全國一盤棋解決商品生產者成為市場主體以后自然帶來的生產無序性，防范生產過剩，在這一方面，目前仍在探索，圍繞這一問題，存在著與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激烈斗爭，但從全局上，已經看到，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歸根結底可以體現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和社會節約。
因此，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必須約束勞動力為商品，限制價值規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勞動價值論為主體，從而也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立統一的不完全的商品經濟。
由于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中出現了雇傭勞動階段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始終存在著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商品（市場）經濟中，越是以雇傭勞動為實踐和理論的基石，如馬克思指出，“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8，）實踐表明，這一規律并不因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存在而“過時”。我們可以總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存在著兩種矛盾。
第一種矛盾是和自發產生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表現形式是階級矛盾。這種矛盾是普遍的，長期存在，是絕對的，在生產方式上是長期起作用的矛盾對立，例如既有“996”對絕對剩余價值的盤剝，又有在數據信息時代對高智力勞動相對剩余價值的盤剝，還有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對某些上層建筑產生的演變，如法制系統對“惡意索薪”的立法等，這是基本的方面。
在這種矛盾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常見現象違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內容，竭力淡化這種矛盾。在國家上層建筑中一些回避階級現實的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反作用下，在抽象的民主富強的全民國家口號下，抽去維穩工作的階級性，僅能有條件地階段性地緩和矛盾，這種緩和矛盾，往往以雇傭勞動階級做出最大犧牲為代價。這就是和平演變的客觀性，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另外，新生民族資產階級在美國帝國主義反華新冷戰中，多數還是傳承了反帝愛國斗爭傳統，以科技創新強國為己任；在社會主義影響下，其左翼積極參加扶貧助學等社會公益，正確處理勞資關系，這些積極的社會作用，也可以緩和一定程度的勞資矛盾，增進企業凝聚力和后勁。
第二種矛盾是在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生產方式下，國有和集體所有企業生產中公有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在雇傭勞動市場化的環境中，勞動者管理企業、管理國家的權利很容易實質上而不是名義上受到了致命的挑戰、限制，在一些范圍甚至被顛覆。在政治上是官僚主義和勞動主體之間的矛盾，在經濟上是社會權益、勞動權益和私人占據特權之間的公私矛盾，以及輔助有企業再生產規模和消費比例，即社會需求和勞動集體利益之間的次要矛盾。這些矛盾都通過削弱黨的領導體現出來，是我黨“刀口向內”，開展“自我革命”，政治自律的經濟原因。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存在的以上兩種矛盾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第二種矛盾，制約著第一種矛盾的產生與程度。官僚主義是兩種矛盾的起始點。在政治上，各個時期參加革命、建設和改革者，一部分人從不讀馬列開始，羨艷資本主義繁榮，極少數人幻想中國可以走亞洲“四小龍”資本主義道路強國，認為中國走了極左彎路；一些文革后培養起來的后來者，割斷歷史，虛無歷史，主張全盤西化。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名義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政治上發展為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脫離人民群眾，混淆社資界限，推動私有化，支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經濟上，特權腐敗，否定文革以后，其個體逐漸走過我黨在六十年代初即告誡的干部“懶、饞、占、貪、變”的過程。
以上兩種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變為對抗性矛盾。十八大后，黨中央厲行反腐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大量的變質個體有一個普遍的規律，凡是經濟上腐敗的，政治上必然熱衷于私有化，熱衷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勞資矛盾中，往往站在資本一方，是兩極分化的積極推手，從而助長財富集中，生產過剩。雖然這些腐敗分子尚未政治清算，但這些腐化變質分子以及潛在的變質分子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最危險的敵人，一些矛盾也以群體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針對這一危險，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刀口向內”，從嚴治黨，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
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化矛盾。例如，在馬克思所說的“少數勇敢的手”的帶領下，通過全員持股，落實并發展鞍鋼憲法，變革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為社會主義合作生產。這種轉化，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信用制度的變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質變的關鍵環節，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正面成績，更是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斗爭中的偉大創新。
陳堅同志的文章在對社會主義的描述中，一些觀點沒有客觀反映四十年來社會實踐所體現的以上歷史與現實，把改革開放初期對市場經濟的一些盲目認識奉為絕對真理，對領導人采取了類似“兩個凡是”的形而上學態度，形成一種歷史虛無的思想僵化。
馬克思指出，“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恩選集第2卷資本論第二版跋，1873.1.24）40年來的改革開放，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經驗教訓，都是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寶貴精神財富，從這個角度出發，堅持存在決定意識的社會唯物史觀，借與陳堅同志文章商榷，澄清一些基本事實，從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觀察改革開放史。
1，關于習慣性的歷史虛無。
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后“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問題”，而非僅“改革開放后”，在黨史學習教育中，我們應當從這類慣常的歷史虛無中解放出來。
其次，陳文在敘述歷史時提出，“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的提法，是一種慣常的違背史實的主觀提法。此處的“封閉半封閉”，作為小生產意識，應該防范，但描繪成改革開放前的形勢，不符合歷史。前三十年，在反對帝修反封鎖的斗爭中，自力更生，團結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不是封閉半封閉，而是反制面臨的封鎖和半封鎖。這一點也是在黨史學習中需要認真糾正的重要一點。
其三，陳文提出，“1979年，鄧小平首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這種習慣性提法也不準確。按西方經濟學解釋，市場經濟就是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市場交易利潤的引導下，由商品生產者牟利交易的經濟。也就是馬克思指出的在簡單商品經濟基礎上，勞動力作為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在近代世界經濟史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先后出現了自由競爭型、壟斷競爭型和國家干預下的壟斷競爭型三種模式。宣布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在主觀愿望上顯然不是公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言，而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早在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就提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毛澤東在50年代針對黨內左傾“共產風”進行了清晰的思想批評，指出“有的同志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多次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經濟。因此，說1979年我黨才提出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這是流傳甚廣的歷史虛無誤解，長期以來，也被用來作為西方演變我黨的重要工具。
2，關于生產方式演變。“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不包含勞動力商品，談論剔除雇傭勞動以外的商品（市場）經濟，這樣提出問題，作為探索的起點也是可以的。
但是，恰恰在雇工問題上黨內出現過重要分歧。根據曾任陳云秘書的朱佳木人民網文章《80年代鄧小平陳云在改革問題上的合作與分歧》（2013.1.26）兩人在“看待黨員雇工問題的側重點有一定差別”。陳云認為，黨員雇工“是個原則問題”，“要慎重”，持否定態度。鄧小平認為，“我說看兩三年，沒有什么了不起，將來經濟發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個命令就可以收回來。”“要提倡黨員搞合作生產，我們終歸是要搞社會主義的。“（1984年2月.28日《鄧小平年譜》）“后來，中共中央書記處否定了中紀委制定的《加強黨的紀律的若干規定》中有關黨員不準雇工的規定，認為雇工有多種情況，十分復雜。”（朱佳木文，同上）當時，黨內共同的意見是做一些調查研究。
在理論上，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到雇工8人是小業主和資本家的界限，是為了說明貨幣轉化為資本原理中的一個假設算例：再生產一名工人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為每天８小時，資本家為了實現比工人好一倍的生活，必須每天占有工人四小時剩余勞動，又要拿出一半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顯然雇工8人作為階級界限的假設，在今天并沒有多少實際的借鑒意義，因為勞動生產率高速發展，資本裝備構成提高，必要勞動時間大幅縮短，技術密集型勞動增多，雇工減少，失業大軍增加，如馬克思在緊隨其后提出，與雇工數量有關的“單個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為資本家而必須握有的最低限度價值額”隨著不同的階段，或同一個階段不同的部門而不同，并沒有將其絕對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第2版356-358頁）從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來看，我黨八十年代對雇工的調查研究，是在前三十年我國農村自留地即生產資料私有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經濟補充成分的探索，如果深入下去，是對雇工數量、質量的探索，是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前提工作，為以后國企實施破產法后職工的安置，下崗工人安排，農村家庭承包以后對剩余勞動力加以引導、保護的實現規劃設計。這種探索是嚴肅的，有意義的，是對產生階級根源的把握，在黨內外引起激烈爭議，這種爭議在十三大以建立勞務市場終結。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個體經營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業”的概念，并明確私人企業雇工人數可以超過對個體經營者的限度。此后，陳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再發表什么意見。”（朱佳木文章，同上）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年譜》提出，“現行的政策不變。要從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目標來看這個不變的意義。比如雇工問題，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既然是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允許雇工？因為我們搞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雇工和過去的雇工不同。“——“不要去損害這些積極性。”這次爭論是以后中國出現體制性的雇傭勞動制度和階級分化的胚胎。十三大提出在建立生產資料市場的前提下，首次提出勞務市場；十四大提出盡快形成包括勞務市場的“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意味著勞動力作為商品由市場調配；十五大進一步提出“著重發展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完善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雖然原則上還是按勞分配主體，但勞資并列，以全要素生產率的觀點，這就完成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觀點的全盤接受。根據馬克思批評古典經濟學，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是由勞動要素和非勞動要素生產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
從理論上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隱藏的潛力。”在實踐上，在雇傭勞動所發揮的全部隱藏潛力，所形成的亞洲四小龍和歐美資本主義繁榮吸引下，當雇傭勞動力作為基本市場之一，成為基本制度的時候，整個經濟體系就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五六七八九”、兩極分化、生產過剩的出現，反映了《資本論》揭示的經濟規律，即使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下依然有效。而今天的“雇工和過去的雇工不同”只是形式上的，非本質的，雇傭勞動生產剩余價值的本質性質依然相同。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陳堅同志文章看不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回避今天的現實，繞開極少數人占有巨額剩余價值，自然出現資本無序擴張和資本壟斷這些現象，脫離人民群眾親身感受到的社會現實，代表了今天理論界的一種不健康的風氣。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由于不讀馬列，在不自覺中陷入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那么在今天，這種不僅回避矛盾，而且重復改革開放初期觀點，并將其稱贊為“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重大突破和升華，有突破”，顯然是一種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照搬文件的思想僵化。
2021.5.14初稿
2021.11.7
附：黨史問答｜為什么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偉大創舉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5月6日07:2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官方賬號
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問題。經過多年實踐與探索，中國共產黨創造性提出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重大突破和升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開辟了新道路。
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率先打破對計劃經濟的迷信，打破對市場經濟的禁忌。1979年，鄧小平首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1991年初，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的談話再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里已經觸及對“計劃”和“市場”的本質認識。
隨著實踐發展和認識加深，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更加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鄧小平看來，計劃和市場都不是直接反映社會基本制度性質的范疇，它們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的兩種不同方式，是經濟調節的兩種不同手段。
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新概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一次結合在一起。鄧小平南方談話充分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手段，為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從根本上解除了傳統計劃經濟理論的束縛。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正式開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黨中央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方向，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搞市場經濟不能忘了“社會主義”四個字，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基本制度保障。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世界上沒有先例，這是一個偉大實驗和艱辛創造。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我們黨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實現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
為進一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20年5月，黨中央印發《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全面完善產權、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制度，筑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體制基礎；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重點，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確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這些舉措對于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不斷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具有極其深刻的時代意義。
總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解決了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陳堅，本文刊登于《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年5月6日理論周刊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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